9月的一個下午，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女人來到招商銀行上海分行的樓下。大廈的幾部電梯分別通往不同的樓層，女人進入3號電梯，刷了一下專屬卡片，電梯將她直接送至私人銀行中心。
會談室里，私人銀行分行的投資顧問和剛剛從深圳總行飛來的投資顧問已經在等候她。
中年女人叫鄧如，[盧森堡公司注冊]是國內一家知名企業董事長的妻子。會談室里在座的都是鄧如家族辦公室團隊的成員，負責為其設計家族信托的架構。
幾個月以來，鄧如經常與團隊溝通，大致內容圍繞家族中過去若干年的一切生意與生活的變化，這些可能會給相關法律關系帶來哪些改變。一些鄧如以前從未考慮過的問題、想法和信息，也都被這個團隊一點點激發、挖掘出來了。
本次雙方會面的主旨是，就擬裝入家族信托中的資產內容、投資方向、風險等級、配置比例等等進行商討。在商談開始前，鄧如面前已經放了幾份保密協議和意向書。對于家族信托設立的過程，雙方均需承諾對相關內容保密并負有法律責任。
在國內，家族信托是一個低調而又不成熟的領域。當薄谷開來向世人展示，其圍繞購入法國楓丹·圣喬治別墅而進行的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制度設計時，許多內地富人們才窺到“家族信托”的部分魅影。
沒有傳承就不是家族
盡管世界財富史顯示，幾乎每一個歷史悠久的名門望族背后都有一個設計復雜的家族信托，但是在缺乏契約精神的中國內地，讓草根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富人階層接受并不容易。
過去30多年來，中國內地富豪財富規模與人數迅速增長。2013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單上，身家在10億美元以上的1400名富豪之中，有120余名來自中國內地。這百余名超級富人幾乎都是企業家，且年齡大都在50-65歲之間。福布斯統計顯示，這個群體正面臨接班問題。截至7月31日，中國711家已經上市的民營企業之中，二代接班的比例還不足10%。
數據進一步顯示，這個比例還會不斷攀升。無論是改革開放之初的企業“教父”，還是1992年那一批集體下海的大佬，又抑或互聯網新貴，他們都面臨著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
正在進行二代接班的企業面臨著嚴重“代溝”問題。據招商銀行在2013年對中國富豪私人財富調研時發現，很多家族企業的后代不愿意接手父輩“土氣”且回報率低的家業，他們更傾向于從事金融投資工作；有的即便同意接手家族企業，首先開出的條件是——父輩們必須絕對放權，企業的領導者只能有一個。
但事實上，這些已經接手的繼承人受限于經驗與能力，又無法超越創富一代的成就。《福布斯》剛剛發布的中國家族企業報告顯示，2010-2012年間，二代接管的家族企業的凈利潤復合增長率僅為一代操控大局時的1/4，為2.5%。
隨著時間的推移，家族的財富和意志如何延續下去已成了中國絕大多數富人們的心病。除去接班問題之外，中國內地富人們的傳承需求就像中國社會形態一樣千差萬別。按照傳統的做法，他們都希望子孫們永遠富足，于是中國的富人家庭往往以購買保險、房地產的方式來分散風險。他們模糊覺得這些已經是在做財富的保障與傳承，但又不確定自己做得夠不夠；思考得更深入一些的企業家想通過一種制度設計來隔離企業、本人與家族其他成員之間的不確定的關聯風險，但又不知道怎么做。
就在中國內地富人焦慮家族未來的時刻，家族信托開始浮出水面。50歲的鄧如有過兩次婚姻，兩個兒子分別來自兩個家庭。打拼、賺錢，她與現任丈夫既是夫妻又是合作伙伴，在這個業這個費力不討好的行業里一做就是幾十年，積攢下數億的財富。
一直以來，鄧如打理家族財富的主要方式是購買保險、房產和理財產品，當然也包括一些信托產品。但她從來沒有關心過所謂家族信托，更不知道它與國內流行的那些商事信托有什么區別。
事實上，家族信托是一種通過轉移財產所有權而進行財富傳承的工具。富人作為委托人要將資產的所有權轉移給受托人，并將資產托管在一家商業銀行，然后受托人根據雙方契約管理這份信托資產，并將資產收益再轉給受益人(通常為企業家的子女、直系親屬)。
由于中國是一個大陸法系國家，歷史上也不存在將符合道德義務的慣例法制化的傳統，只有成文法律的規定才可能使道德義務法律化；因此，不能指望所有的受托人會秉承“船長精神”，在任何情況下都堅守委托人的利益。以往也不乏受托人違背忠實義務，損害受益人利益的個案。所以，缺少契約文化的現實阻礙了富人們對家族信托的信任。
然而與窮人一樣，生老病死對于富人也同樣的不可避免，就在一個月前，鄧如被檢查出身患癌癥。這使她開始審視家人與財富之間的關系。與接受死亡相比，一切艱難的選擇都已經變得順理成章，鄧如終于決定“涉險”家族信托。
但鄧如和大多數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一樣，自家的資產狀況和法律關系在進行家族信托設計時存在諸多阻礙。另一方面是目前商業銀行所能提供的家族信托架構也非常“草根”。中國內地家族企業的創始人及其家人習慣持有公司大部分的股份，這直接使得他們把公司資產與家庭資產混同起來。通常的問題是，企業家更重視企業的資產，而輕視家庭或個人資產。在家庭與企業之間，他們并沒有建立一堵防火墻，兩者的資金常常任意劃轉。家族與企業之間財產的隔離不足，一方面為設計合規、合法的信托造成了障礙；另一方面企業發生經營危機很容易波及到家庭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受限于國內的稅費和法律環境，目前國內金融機構推出的家族信托還只能覆蓋金融資產這一內容。因為容易變現，金融資產可視同流動資金，對企業的現金流有著重要的影響。
所以，隔離風險是要以付出現時的發展為代價。以鄧如的情況為例，如果不是這個不幸的意外，她和丈夫還是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企業的規模再做大一些。數千萬的金融資產將對公司的流動資金造成極大的占用。
另一方面，金融機構自己也在摸索著前進。招商銀行總行私人銀行副總經理楊誠信告訴《中國企業家》，公司完成的第一單家族信托，從進入到成立足足花了60天，這還是委托人方面與資產相關各環節銜接順暢的情況下。由于缺乏經驗，前期溝通就花費了十幾天，第一遍流程結束后，反饋給客戶之后，發現仍需對信托合約進行修改。結果整個團隊幾乎把相應的流程又重新進行了一遍。
有了這一次的經驗和教訓，目前招商銀行的私人銀行團隊大概需要20天就可以完成一個案例。除了客戶的因素之外，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家族信托各個環節的運作已經相對流暢，過去因為摩擦、摸索而產生的成本大幅減少。盡管剛剛起步，但招商銀行有提供更深入的家族財富管理服務的野心。
神秘的家族辦公室
“如果你有千萬資產，私人銀行找你；如果你有億萬資產，家族辦公室找你。”
家族辦公室源自歐洲，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專門為億萬富豪解決家族企業的傳承以及家族內部治理等問題而存在。其中最富盛名的當屬洛克菲勒家族辦公室，又被稱為“5600房間”。在200年的時間里，它幫助洛克菲勒家族收集投資信息、解決內部財務問題以及運營投資，如今整個家族依然在美國乃至全球范圍內的多個領域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洛克菲勒家族辦公室一度是典型的單一家族辦公室。因只為一個家族提供服務，所以管理的資產規模至少要2.5億美元以上，才能覆蓋相關成本。由于資產規模和市場成熟度不同，國內一般都會采用多家族辦公室的方式。
不過，“神秘”的家族辦公室并不具備具體的形態，甚至沒有真正的辦公場所；它可以有很多人，也可能只有幾個人。上文提及的鄧如的這一次會面，是在招商銀行分行的私人銀行中心進行。至少從外表看來，它與普通會談室從外表看并無兩樣，也沒有一般的私人會所舒適奢華。這里更強調的是私密性，通往會談室的過道及室內外動線設計都是經過私密性測試的，外面的人不僅無法看到里面人的活動，而且即使意外遇到熟人的情況下，會談室也還有另一扇門可供客戶悄悄離開。
在這些私密場所里，交流的內容包含三個基本要素。以招商銀行推出的家族信托為例：不可撤銷約定，3000萬以上的金融資產以及30-50年的期限。在整個過程中，招商銀行除去幫助鄧如設計家族信托的架構之外，還要幫助其尋找合適的信托公司擔任受托人。同時，招商銀行是資產的托管方。
一旦家族信托設立，一方面，由于財產所有權已經轉移至信托公司名下，所以從法律層面，被劃入家族信托的資產就被分割出企業與家族之外，這就是所謂的隔離和保護的作用。而在節稅方面，由于受托人向受益人所支付的、源于信托財產本金、信托利益的增值，在法律規定上不屬于投資交易產生的收益，所以不存在增值稅、營業稅和所得稅等問題。同時，由于資產所有權已經轉移給受托人，在法律上已經不歸屬委托人所有，也因此不屬于遺產范圍之內，進而不用繳納遺產稅。
除此之外，家族信托還可以通過設立約定條款約束后代行為、延續家風。
鄧如在考慮如何將財富在兩個兒子之間分配之后。為了約束未來兒子的行為，也在信托中加入了約束條款，但鄧并沒有向我們透露約束條款的細節。
但招商銀行總行私人銀行部副總經理楊誠信向記者透露了另外一個來自臺灣的案例：有一對夫妻，同時也是生意上的伙伴，由于兩人工作都很忙，所以無法照顧自己的孩子。后來這個孩子變得非常的不上進，這令他們很擔憂。再后來，夫妻兩人一起出國談生意時，不幸遭遇空難身亡。
還好他們生前很有風險意識，一早為孩子設立了家族信托，并把所有的財產裝進去。意外發生的時候，他們的孩子還沒有成年。受托人告訴孩子，父母在設立家族信托的同時，附有約束性條款。
這些條款包括，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學，他一分錢也拿不到。如果他考上父母列出的幾所知名學府，或是選擇不斷深造，那么他能支配的錢會多一些。相反，則數目有限。他的父母還要求他畢業后必須找到全職的工作，并對全職的工作進行明確規定：一個禮拜必須上班超過5天，一天必須超過8個鐘頭。如果他失業，信托也將停止支付。等到他結婚，還會有一筆結婚基金，每生育一個后代，孫輩也將享有信托收益。
“我記得還有一個比較夸張的規定是，信托計劃是連結婚對象的性別都有規定。”楊誠信笑著說，“他們擔心孩子會找一個同性結婚。”
當然，不是每一個家族信托都會把條款細化到這樣的程度。但其能夠傳承先輩意愿和價值觀念的功能，正是其有別于其它金融工具的魅力所在。
在某種程度上，與有形財富相比，卓越家族領袖的思想是更寶貴的資產。依舊以洛克菲勒家族為例，每一個來到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的游客都可以看到一面“家訓墻”，上面刻有小約翰·D·洛克菲勒一生的思想精華：“I Believe……”這與老洛克菲勒的慈善理念一起被其后代所繼承。
家族信托散發著魅力的同時，也有讓人糾結之處。首先，不可撤銷的約定使得委托人的資產所有權將發生變更并登記至信托公司名下后，永遠無法改變。這也是招商銀行與客戶爭論最多的部分。出于感情和現實的考量，很多富一代們都不太愿意接受這樣的制度安排。
其次則是巨額費用問題。家族信托的費用并不是固定的。每一單操作的難易程度、內容規模、目的要求不同，費用也不一樣。除去托管費用之外，還涉及到信托公司的管理費，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固定費用。資產管理的規模越小，相對單位成本也就越貴。
如果把幾十年的管理費用進行累積，將是個非常驚人的數字。當然，期間也會發生財富增值。楊誠信告訴本刊，在招商銀行接觸過的幾十個案例之中，有很多客戶對這一費用比較敏感，更有人因此決定暫時不做。
家族辦公室的所有工作都必須要保證富人家族們的隱私不被泄露出去。因為在設立信托的過程中，富豪們需要把很多隱私甚至其最親密的家人也不知道的事情和盤托出。
招商銀行的應對辦法之一，加強對客戶隱私的制度管理。無論整個過程中參與的各方角色有多復雜，或是人數有多少，真正掌握客戶核心信息資源的人數，最多不會超過三個。“一般是私人銀行客戶經理及其分行的投資顧問，此外還有總行的投資顧問。”楊誠信告訴本刊，“其余任何人如果需要了解相關的信息，需要特別授權才可以查閱。”在正常情況下，被納入私人銀行中心的客戶信息，在招行系統內部也是被屏蔽掉的。
隔離風險的本身就是風險
目前，國內所有的家族辦公室能夠為富人們做的傳承服務都是圍繞金融資產展開。
除去以招商銀行為代表的私人銀行之外，信托公司也在嘗試推出家族信托。甚至在招商銀行之前，平安信托已經推出一款家族信托。不過，業內對此存有爭議，認為其本質依然是一款自益信托，不具備真正傳承的作用。
但是，這遠遠不足以幫助家族企業實現真正的傳承。據統計，國內富豪個人財富的70%都集中在房地產上面。而家族企業的傳承，則涉及到企業股權的變更。
最直接的就是稅費問題。以房產為例，為人所津津樂道的薄谷開來購買楓丹·圣喬治別墅的設計方案在國內并不適用。在境外，出于合法節稅和信托設計的需要，往往先成立一個平臺公司，將房產登記至公司名下。其余運作都以這家公司的名義進行，包括把公司的股權注入到信托之中。
首先，在中國內地的房屋產權變更一律視為交易，所以將會增加一重稅費成本。其次，在持有環節，以企業法人的名義持有房產的稅費要高于個人，并以每年1.25%的比例遞增。
招商銀行家族辦公室團隊一直想突破這一點。但只要稅費這么高，他們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
不過上海一家股份制銀行的一位陸姓私人銀行投資顧問告訴本刊，目前在北京、上海地區已經有機構在做類似的結構設計。“這更像是拿客戶做試驗，規模不大。”
與此同時，中國內地的遺產稅的征收比例還是一個未知數。在境外，早期遺產稅大概40到50個百分點，但是在近十年的時間，香港、新加坡等地已經降到10個百分點甚至零。這將對國內遺產稅稅率的制定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一切都使得內地家族信托前景充滿了不確定性。
如果說稅費的問題，還僅僅是成本與收益之間的一種權衡。那么，國內政策法律環境的不確定性，則需要多方的博弈。境內家族信托的根本挑戰在于，它是否真的能夠對中國富豪們的財富起到保護作用。
在陸看來，在中國內地對私人財產的保護是不夠的。在所有權與收益權的分離關系上，中國內地存在一定的法理上的沖突。而且，國內的私權弱于公權，也許有一天，因為某種理由，私人財富就會被收走。這并非不可能，這也是企業家們最擔心的、爭議最多的話題之一。
以債權糾紛為例。當委托人設立家族信托之后，企業若因經營不善而被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在正常情況下家族信托已經隔離出來的資產不在清償資產之列。但由于中國內地目前并沒有相關的細則，此前也沒有類似的案例，那么對于已經設立的家族信托資產的有效性的判定，是由法院進行裁決的。
但在中國內地，影響法院判決的因素非常多。
楊誠信也認為在中國內地設立家族信托也并不意味著風險的解除。“這一點我們也會告訴客戶。由于之前沒有人做過，而且每個地方的判例也是不一樣的。”
不過，共識在于“做總比不做要好”。首先，復雜的家族信托設計有利于延長訴訟時間，這對任何一個客戶來講，都是一個保護的效果。其次，家族信托還能起到身份升級的作用。當糾紛發生的時候，家族信托的主體并非是自然人，而是作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對于控辯雙方而言，信托公司的資質與法人資格，將會大大提升訴訟成本，進而對信托財產起到保護的作用。
無論如何，[盧森堡注冊公司]“民事信托商業實踐是領先于法律的。英美法系原來就是這樣的，行為發生后，如果引致糾紛，那么后續就會形成案例。中國目前雖然沒有，但在幾個案例判了以后，大家就形成了一定的預期，也就不必無所適從。而且，我認為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都是有產者，他們很可能會朝著一致的方向走，推動包括《物權法》在內的法律環境的進步。”陸姓私人銀行顧問相當樂觀，他認為私人財產權應該會越來越受到保護，所以很多事情還是可以做的。
的確如此。招商銀行在跟很多法律專家溝通的時候，他們都持支持的態度。值得一提的是，當團隊介紹完相關風險之后，第一單客戶非常爽快地表示，“沒有先例也沒關系，那就讓我來做第一個。”楊誠信回憶。
與業務本身相比，人才依舊是這個領域里最難解決的問題。此前，在國內沒有人做過這個事情，大多數業務都是在摸索中進行。以招商銀行總行私人銀行部為例，負責家族信托業務的人員全部有在境外操作的經驗。除去自己的團隊之外，在過去幾年，招商銀行還嘗試與外部專業人士建立長久合作。
目前，招商銀行已經與一些知名律所、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就境內和境外業務簽署合作協議。
在私人銀行領域，境內機構的歷史還不足7年。與之相比，境外如匯豐、瑞銀等百年機構堪稱“巨獸”。去年10月份，瑞銀更是宣布關閉投行部門，專注于私人銀行業務。其中，瑞銀和花旗，在亞洲管理的資產就已經超過 2000億美元。
由于境外家族信托在股權和房產方面不會像中國內地這樣諸多限制，所以很多知名家族如張茵、吳亞軍等等，在海外上市之前，她們分別通過北方信托和匯豐國際信托幫助完成家族信托的設立。
甚至在IPO階段，設立家族信托已經成為一項必要的流程，投行會要求這些家族把未來的控股權都限制好。如果在上市之前實際控制人的婚姻出現問題，IPO將受到影響而中止。
而在中國內地，因為受政策和法律方面的限制，國外私人銀行巨頭展不開手腳，中國富豪留在內地的資產幾乎是一片處女地。這個蛋糕實在太大，即便問題重重，但國內商業銀行都在關注這塊業務。因為客戶一旦決定通過一家銀行設立家族信托，就意味著他在未來幾十年時間內不可能離開這家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