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看，127號文對同業業務的監管力度比過去更大，監管范圍也比過去更廣，監管職責分工比過去也更為明確。
5月16日，一行三會和外匯局發布了《關于規范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下稱127號文），對同業業務做出進一步規范。
至此，針對國內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監管框架基本建立。如何理解127號文出臺的宏觀背景？其與以往的監管有何不同，又會對金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
本文就此深入解讀127號文，以期解答這些問題。
從宏觀視角看出臺背景和政策意圖
長期以來，地方融資平臺、房地產和部分產能過剩行業一直是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的主要融資方。
2009年，國內實行了大規模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以對抗全球金融危機，但卻引發了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等后遺癥，迫使央行不得不對表內信貸加緊約束。
其中，貨幣政策包括連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壓縮銀行信貸規模；監管政策包括對表內信貸投向的行業限制（其中包括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行業）、資本金的約束、貸存比的流動性約束等。
緊縮的宏觀調控政策導致地方政府項目的后續資金得不到有效滿足，前期投資借貸的大量資金到期無法得到償付；房地產商開發貸款資金捉襟見肘，提高了對貨幣的需求。
由于地方和部分產能過剩部門的財務軟約束特征對利率不敏感，房價不斷上漲導致房地產行業盈利能力強于其他制造業，因此，上述部門能夠承擔較高的利率。
在資產端高收益的驅使下，[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金融機構透過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繞過監管為上述部門提供信貸的動機十分強烈。
透過16家上市銀行2013年年報公布的數據，我們能夠發現同業業務快速擴張的痕跡。
2013年年底，上市銀行同業負債規模為12萬億元，相對2009年年底的6萬億元，規模呈倍數增長，復合增長率為20%；而同期的銀行總負債增速僅為14%。
結構上看，2013年年底，五大國有銀行同業負債由2009年年底的4.3萬億元增長至6.4萬億元；而其他中小銀行同業負債由2009年年底的1.8萬億元上升至6.1萬億元，復合增速高達35%，遠高于五大國有銀行11%的增速。
這表明，同業業務擴張對存貸比較高而信貸額度不足的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來說，更具吸引力。
這也就是說，相對大行，股份制和城商行通過同業業務做大做強的意愿更強。
但這種融資模式的瘋狂發展并不利于中國經濟的健康、平穩增長。這是因為我國M2規模占GDP的比重過高，所謂的貨幣池子已很龐大，通過增量貨幣來推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
因此未來的重點應是用好增量貨幣，盤活存量貨幣。而非標融資模式顯然違背了盤活存量貨幣的政策目標。
首先，地方政府主導的大多數基礎設施項目和部分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回報率都不高，但在財務軟約束的驅使下卻能承擔很高的利率，從而變相抬高了實體經濟的整體融資成本，不但弱化了對金融機構為生產性服務業、三農、小微和消費等薄弱環節提供信貸的激勵，也不利于中國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
特別是房地產對高利率的承擔能力主要取決于房價不斷上漲的預期，一旦資產價格泡沫難以為繼，過度集中于房地產開發貸款的信貸資金極容易形成大規模壞賬，不利于風險的防范。
其次，由于地方政府基建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回收周期長，隨著非標規模的擴大，金融機構需要滾動續接的短期資金規模也會迅速膨脹。
在杠桿放大和期限錯配的作用下，一旦央行收緊銀根或者遭遇外部流動性的沖擊，資金利率就會劇烈上沖。
面對美國收縮QE乃至加息的腳步也越來越近，如果由此導致外部流動性沖擊，金融機構的資金需求將難以接續，系統性金融風險發生的概率會大幅增加。
從宏觀上講，127號文的主要政策取向是“總量穩定、結構優化”，在通過盤活存量，優化增量，改善融資結構和信貸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的同時，切實防范金融風險。
未來的新常態，將使產能過剩行業、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臺等傳統部門，面臨持續偏緊的信用環境；而中央政府引導的基建投資、生產性服務業、三農、小微和消費等高生產力和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的領域，將獲得較寬松的信用環境。
然而，由于新產業的投入要轉化為產出尚需時日，短期內新產業的絕對規模很難取代傳統行業的地位，因此在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經濟還會面臨下行的壓力；但經濟增長質量以及可持續性的提高，將促進未來經濟行穩致遠。
127號文與過去的監管有何不同
過去，同業業務的主要功能是調劑資金頭寸，而出于繞過表內信貸行業限制、化解資本約束、降低存貸比和擴大資產負債表的動機，金融機構則將同業業務演變為實質上的信貸類業務。
對此進行的監管之所以屢屢失效，一方面是上述動機引導銀行有動力用會計規則規避監管；另一方面，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監管層投鼠忌器，不敢全面監管同業業務。
但這一次卻略有不同。
總體看，127號文對同業業務的監管力度顯然比過去要大，監管范圍則比過去更廣，監管職責分工也比過去更為明確。
首先，127號文監管范圍更為全面，基本堵死了所有利用同業業務做非標的途徑，并將同業融資納入了銀行統一授信體系來計算資本和撥備；而2013年以前的監管則僅針對某些特定類型的同業業務（如銀監會的8號文只是針對理財項下的非標投資，并未限制銀行通過表內和自營資金投資非標），從而為金融機構利用其他類型同業業務騰挪信貸提供了空間。
其次，相比過去僅針對同業業務規模做出限制，此次127號文則通過提高同業業務的資本約束、不允許銀行接受或者提供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禁止買入返售業務中正回購方將非標金融資產出表等措施，直接動搖了同業業務的根基，從而弱化了對銀行提供非標融資的激勵。
最后，本次監管措施由五部門共同制定，預示著央行、銀監會、證監會[微博]等監管機構未來會逐步落實監管責任，協同解決存在的監管漏洞。
如此前，當銀監會監管銀信合作時，銀行可轉向以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做通道；又由于券商資管和基金子公司屬證監會監管，如果證監會支持金融創新，同業監管就會失效。
而此次由五部門共同發布127號文則意味著，各部門在監管銀行同業業務問題上已達成一致。
今后，各監管部門將會按照管轄范圍落實各自的監管責任，共同守住風險底線。
此外，監管部門對打擊銀行同業業務野蠻生長的決心也在提高。
中央對經濟適應新常態的表態，意味著最高決策者已放棄了對中國經濟按原有發展速度運行的思路,并將政府會提高對經濟下行的容忍度明確傳遞給了市場。
經濟新常態論實際上為監管層嚴格監管同業業務提供了理論基礎。與過去面對經濟下行時監管往往會投鼠忌器不同，在新常態下，監管層將有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在經濟下行時仍繼續對不規范同業業務進行嚴格監管。
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一是該文件會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壓力并影響市場的風險偏好。
該文件的出臺表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取向是希望將信貸資源更多地配置到生產性服務業、三農、小微和消費等高生產力和有利于中國經濟結構優化的領域；同時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已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和技術準備，如讓該破產的企業破產，允許金融產品違約等。
雖然從長期看，這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結構轉型，推動中國經濟向積極的方向轉變，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健康產業尚未形成規模，經濟運行中傳統行業唱主角的局面難以很快出現根本改觀，而該文件的出臺則會直接惡化地方城投、房地產和過剩產能等傳統行業的融資條件，導致社會融資總量和M2進一步減少，進而增加經濟在短期內下行的壓力。
這不可避免地會增強投資者的避險情緒。
二是該文件整體利好債券市場，但在風險偏好回落的情況下需防信用利差擴大。
127號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債券市場：（1）非標轉標，資金從表外回流，可增加用于配債的資金規模；（2）金融機構辦理同業借款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年，其他同業融資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一年，且業務到期后不得展期，可緩解期限錯配，使未來貨幣市場的資金利率趨于平穩；（3）市場避險情緒增強，信用利差將趨于擴張，一方面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會增加機構對信用風險的擔憂，另一方面，表外融資不能滿足的融資需求將以大規模債券供給的形式承壓債券市場，從而使信用利差擴大；（4）提高同業業務計提風險比率，可減少非標對債券市場的擠出效應。
就后者而言，假設同業信貸業務風險權重設置為100%，資本溢價由過去38BP提升至198BP，銀行將減少1.6%的相對收益，在考慮稅收溢價和流動性溢價的情況下，對應的收益率大約為3.8%，因此4.2%的10年期國債仍具有配置價值。
解讀127號文中有重大影響的部分
127號文第四條規定：同業代付是指商業銀行（受托方）接受金融機構（委托方）的委托向企業客戶付款，委托方在約定還款日償還代付款項本息的資金融通行為。受托方同業代付款項在拆出資金會計科目核算，委托方同業代付相關款項在貸款會計科目核算。
同業代付原則上僅適用于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跨境貿易結算。境內信用證、保理等貿易結算原則上應通過支付系統匯劃款項或通過本行分支機構支付，委托方不得在同一市、縣有分支機構的情況下委托當地其他金融機構代付，不得通過同業代付變相融資。
同業代付可分為境內同業代付和海外代付。
此前，真正“藏污納垢”的地方主要是境內同業代付。而該條監管措施關于“僅適用于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跨境貿易結算”的規定，則基本切斷了通過境內貿易完成信貸挪騰的路徑。
此外，過去的境內貿易同業代付對于委托行和受托行來說，均屬表外業務，不納入表內信貸科目，因此不受存貸比限制，也不列入表內的風險計提，盡管其確是代付行為委托行客戶提供的信貸。
而根據第四條的規定，今后，委托方同業代付相關款項將在貸款會計科目核算，這會弱化銀行通過該業務挪騰信貸的激勵。
127號文第五條規定：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是指兩家金融機構之間按照協議約定先買入（賣出）金融資產，再按約定價格于到期日將該項金融資產返售（回購）的資金融通行為。
買入返售（賣出回購）相關款項在買入返售（賣出回購）金融資產會計科目核算。三方或以上交易對手之間的類似交易不得納入買入返售或賣出回購業務管理和核算。
買入返售（賣出回購）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應當為銀行承兌匯票，債券、央票等在銀行間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價值和較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賣出回購方不得將業務項下的金融資產從資產負債表轉出。
根據該條對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做出的規定，買入返售的金融資產只能是標準類資產。
而此前的買入返售金融資產主要是信托受益權等非標類資產，本質上是以低價拆借同業資金來實現的信貸投放，通過表內信貸的表外化達到繞過存貸比約束和降低資本約束的目的。
由于該規定對流動性低的非標類金融資產作為買入返售的標的進行了限制，這就在實際上直接約束了非標業務的擴張。
127號文第七條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在過去的買入返售業務中會引入過橋銀行，以在將信貸資產變成同業資產的過程中，為融資銀行提供隱性擔保。
而該條規定則禁止對過橋銀行以“明保”、“暗保”等形式出具保函，約束了非標業務的野蠻擴張。
127號文第十一條規定：各金融機構開展同業業務應當符合所屬金融監管部門的規范要求。
分支機構開展同業業務的金融機構應當建立健全本機構統一的同業業務授信管理政策，并將同業業務納入全機構統一授信體系，由總部自上而下實施授權管理，不得辦理無授信額度或超授信額度的同業業務。
金融機構應當根據同業業務的類型及其品種、[青島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定價、額度、不同類型金融資產標的以及分支機構的風控能力等進行區別授權，至少每年度對授權進行一次重新評估和核定。
按照該條規定，未來將由總行統一設計理財產品，分支行只負責銷售。同業業務將由銀行總行授權管理，分支行不得辦理無授信額度或超授信額度的同業業務。此舉的目的在于遏制銀行分支行過快擴張同業業務，整頓、清理隱性擔保等亂象。
127號文第十二條規定：金融機構同業投資應嚴格風險審查和資金投向合規性審查，按照“實質重于形式”原則，根據所投資基礎資產的性質，準確計量風險并計提相應資本與撥備。
何謂實質重于形式？
同業業務的實質是一筆信貸。但過去在會計科目上卻被計入同業投資，不但不納入存貸比考核，而且占用的風險資本也較少（3個月內為20%，3個月以上為25%，而表內信貸為100%）；而按照該規定，則同業業務需納入表內信貸，從而會減少其收益。
例如，新增100元存款配置同業，127號文實施前，資本消耗=100×20%（資本耗用）×9.5%（資本充足率要求）×20.17%（假設銀行上年度ROE）=0.38%；127號文出臺后，資本消耗=100×100%（資本耗用）×9.5%（資本充足率要求）×20.17%（假設銀行上年度ROE）=1.92%，兩相比較，同業業務收益率下降大約為160BP。這將弱化銀行配置非標資產的動機。
127號文第十三條規定：金融機構辦理同業業務，應當合理審慎確定融資期限。其中，同業借款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三年，其他同業融資業務最長期限不得超過一年，業務到期后不得展期。
這一條對于地方城投的貸款有比較強的限制作用。眾所周知，地方融資平臺開發的基建投資具有項目回收周期長，投資回報率低，項目現金流回籠能力差等特點。這決定了地方城投所需要的信貸要具有期限長和到期需展期的特點。
在地方城投借用表內信貸受限的背景下，該政策規定同業借款的最長期限且業務到期后不準展期，幾乎斷絕了地方城投獲取長期限信貸資金的來源。
127號文第十四條規定：單家商業銀行對單一金融機構法人的不含結算性同業存款的同業融出資金，扣除風險權重為零的資產后的凈額，不得超過該銀行一級資本的50%。
其中，一級資本、風險權重為零的資產按照《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令2012年第1號發布）的有關要求計算。
單家商業銀行同業融入資金余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負債總額的三分之一，農村信用社省聯社、省內二級法人社及村鎮銀行暫不執行。
這一條對中小銀行的同業規模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此前，中小銀行可以通過借入同業存款（負債方），配置同業資產（資產方）擴大其資產負債表規模，因此，同業業務成為中小銀行資產規模迅速膨脹的利器。
該監管措施出臺后，對金融機構的同業規模進行了限定，可約束中小銀行的過快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