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中國社科院發布2010年《產業藍皮書》并提出，金融危機以來，由于轉型措施過于密集，我國產業競爭力在國際上下降了，并面臨潛在的產業競爭優勢斷檔風險。

　　我國產業競爭力真的由于轉型下降了嗎？如何防范潛在風險？南都綜合采訪分析獲悉，我國制造業競爭力依然強勁，這并不僅限于低價優勢。在影響諸多出口的因素中，工資上漲無損產業競爭力，相反人民幣升值可能影響更大。在傳統企業的轉型升級方面，政府仍應給予更多支持，同時，也要加大新興產業的技術研發。

　　產業競爭力下滑有爭議

　　在中國社科院昨天提供給南都的2010年《產業藍皮書》資料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論述，金融危機爆發前，由于企業成本上升，我國產業競爭力已經出現下降。他分析，從一些企業反映的情況看，危機爆發前，企業總成本上升趨勢非常明顯，能源、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幅度平均在20%以上；資金成本上升20%～30%；勞動力成本上升20%～30%；因人民幣升值而造成的匯兌損失增加，平均超過5%；出口退稅減少，平均超過5%。這些因素同時作用，使很多企業變得十分脆弱，出現經營困難。

　　而金融危機爆發后，政府力保增長，使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出現了明顯回升。但在國際經濟復蘇的過程中，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提升其國內產業競爭力的政策措施，相比之下，中國的產業競爭力還是出現了下降的苗頭。2010年3月，中國26年來首次出現了貿易逆差。張其仔認為，這種格局雖然可以減輕中國平衡國際貿易的壓力，但同時也表明，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在國際上下降了，對這個苗頭應引起高度重視。

　　不過，上述結論或存爭議。香港貿發局今年6月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的競爭力基本上是以出口表現來衡量。雖然近年內地生產成本上漲和人民幣升值，但據世貿資料顯示，在全球制成品貿易中，中國出口所占的份額持續增加，由2000年的4.7%擴大至2008年的12.7%，顯示上升趨勢。報告分析，盡管亞洲新興生產基地在海外市場的份額逐漸擴大，但并沒有影響中國的市場占有率以及制造業優勢。勞工成本的差距，促使一些買家和生產商重整部分生產安排，以獲取其他亞洲經濟體系勞工成本較低之利。但是，這些亞洲經濟體系的產品，很多都是勞動力密集和技術層次較低的產品。而中國的整體競爭力不限于價格優勢，而是基于一籃子的因素，例如產品的質價比、基建支援、交付時間以及靈活變通的能力等。

　　廣東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王利文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表示，關于產業競爭力以及轉型的效果，需要有一定的時間來考察評估。廣東乃至全國的產業轉型切實推進，都是近兩年的事。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并不好下結論。

　　產業競爭優勢形成“真空”期？

　　雖然我國產業競爭力是否下降仍無定論，但可以分析一下哪些因素會損傷產業競爭力，從而便于防范應對。

　　目前推出的轉型措施中，重要的一項是提高工人工資，從而導致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成本顯著提高，該因素會損傷產業競爭力嗎？對此，高華證券發布研報認為，工資上漲并未損傷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制造業領域，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基本抵消了工資增長的影響，因此我國勞動力成本仍保持在低位。2000-2005年間中國相對于美國的國際競爭力有所提高，主要是中國生產率提高更快速度比美國快。

　　在高華證券看來，中國相對美國的競爭力優勢被部分逆轉，主要是因為2006-2009年期間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而繼2005-200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了17.5%之后，目前中美兩國實際工資增長的差異幾乎足以抵消2007年來逐漸收窄的勞動生產率缺口。如果生產率和工資增長差異繼續當前的勢頭，那么人民幣大幅升值可能會損害中國的國際競爭力。

　　由此，可能損害我國產業競爭力的，不是工資上漲，而是人民幣升值。高華證券認為，目前中國相對美國的產業競爭力已重新平衡至2002年的水平，目前人民幣沒有大幅升值的必要。相較之下，工資上漲不僅無損競爭力，還能推動國內消費。

　　此外，社科院藍皮書認為，中國面臨潛在的產業競爭優勢斷檔的風險。社科院研究員張其仔分析，我國正經歷產業競爭優勢的轉型期。如果應對不當，就會面臨較大的競爭優勢斷檔風險。一些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沖擊下會失去競爭力，新的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一時難以形成，在競爭優勢上形成一個“真空”期。藍皮書中說，中國的一些地區已經出現了這種苗頭。

　　如何應對這一風險？社科院藍皮書建議，要加大傳統優勢行業關鍵技術的開發，防止傳統優勢行業競爭力下滑，其次，要加大對未來關鍵性引導產業的關鍵技術開發，選擇一批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進行扶持、引導。最后，要優化進口產品結構，加大技術引進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引進力度。

　　轉型措施出臺過密還是不夠？

　　在社科院藍皮書看來，我國產業競爭力之所以下滑，一個重要原因是轉型措施出臺過于密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分析，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的產業競爭力之所以出現下降，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政府當時集中出臺了一系列可導致企業成本增加的政策措施。這些政策對企業經營產生了或多或少的負面影響，一些企業因難以適應政策的調整而停產、倒閉。如果這些政策不是密集出臺，企業可以通過一些措施加以化解；而集中出臺，造成綜合性成本上漲，很多企業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不少企業都是因綜合性成本上漲而關閉、停產或收縮業務的。

　　張其仔認為，在調整結構的過程中，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一些地區第二產業的增長下滑較快，增長率就受到了影響。一些地區在傳統產業發展受到抑制的同時，新的后續接替產業難以跟上。而在產業鏈的升級上，在條件有限的情況下，急于實現向高端轉移，試圖在較短的時間內，通過大幅度的政策調整、高強度的政府推動以改變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這種做法在張其仔看來有些操之過急。

　　不過，王利文告訴南都記者，他曾到珠三角企業調研，發現對企業的轉型支持措施不是過密，而是不夠。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已定的前提下，企業已經認識到要向創新型企業發展，也希望轉型。目前政府對企業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還可以再加強一些。已有的支持政策確實讓企業得到了實惠，但這些得到實惠的企業一個地區只有十幾、幾十家，跟數以萬計的其他大部分企業相比，顯得太少。

　　而香港工業總會所做的調研報告也顯示，在中國提高薪資的同時，東南亞的工人工資也跟隨上漲，珠三角港企認識到，遷廠只是權宜之計，長遠來看還是要盡早轉型。只是希望政府多一些支持轉型升級的措施，比如技術指導、融資安排等。社科院藍皮書亦提出，政府應為中小企業的出口提供技術支持，協助中小企業實施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