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加強貿易執法能力，反補貼肯定會是今后中美經貿摩擦的主要形式，但雙方經濟結構的互補性證明合則兩利，把矛盾看淡一點就好。
3月5日，美國參議院通過了《1930年關稅法》修訂案，允許美國商務部對中國等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懲罰性反補貼關稅。3月6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類似法案。一俟美國總統奧巴馬簽字，參眾兩院的法案就將正式生效。
上述法案被普遍認為是從法律上繞開美國聯邦巡回法院去年12月19日裁決的舉動，該裁決宣稱，美國商務部無權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貿易代表柯克（Ron Kirk）當時就批評裁決損害了美國的貿易執法能力。
似乎正是為了回應柯克的批評，2012年2月28日，美國跨部門貿易執行中心（Interagency Trade Enforcement Center，下簡稱ITEC）成立。這個從屬于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機構將居中協調美國各個與貿易相關的政府部門，確保國際貿易協定和國內貿易法賦予美國的權力。ITEC針對的本是所有貿易伙伴，但奧巴馬在當天的演講中點名批評中國“不遵守規則”，卻不得不讓人將其看做是又一個摩擦信號。
2012年是美國大選年，因此部分觀察家傾向于將上述舉措當做選舉期的重大政治議題。美國大陸集團公司的克里斯·以色列（Chris Israel）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就將ITEC視為一個富含政治象征意義的舉動，他在小布什政府時期曾擔任過美國國際知識產權執法協調員，并作為副幕僚長在商務部服務了三年。
不過，在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美國改變自身制定的游戲規則，為貿易救濟鋪路的現象并不多見。因此，當參眾兩院通過反補貼法案后，很多分析人士已開始擔心中美兩國可能在2012年陷入“貿易戰”。
面對這一擔憂，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依然強調中美經濟結構的互補性。他說，雙方的經貿關系發展早已表明合則兩利，但雙方的經濟利益不可能完全相同，合作中肯定有矛盾，把矛盾看淡一點就好。
反傾銷還是反補貼
其實，3月5日參議院修訂案涉及的關稅總額并不大，據美國媒體測算，法案預計將允許美國商務部繼續向中國、越南對美出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約49億美元的反補貼關稅。
然而，一旦法案中向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關稅、并允許追溯到2006年的原則被推廣，那么中國對美出口的涉案金額很可能會迅速膨脹。
2012年1月美國制造業聯盟先后發布了四份報告，報告稱2001年至2011年間中國汽車零部件制造商至少獲得了政府275億美元的補貼，2004年至2008年間中國玻璃和玻璃制品業得到的補貼高達302.9億美元，2000年至2007年年中鋼鐵業獲得的能源補貼是271.1億美元，而2002年至2009年間造紙業收獲的補貼超過330億美元。
針對美國方面的指責，中國商務部長陳德銘7日表示，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則將補貼分為禁止性補貼和可訴性補貼兩類，補貼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絕大部分WTO成員都有各種不同性質的補貼，大家對補貼的理解也有不同含義。中國中央政府沒有禁止性補貼，但中國地域廣闊，如果某個地方有一些補貼，中國愿意商量解決。
最近一兩年來，不斷有觀察中美貿易關系的分析人士指出，反補貼可能會逐步取代反傾銷成為雙邊糾紛的主要來源。外界普遍認為，2016年中國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是推動這一趨勢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因為一旦被確認為市場經濟國家，反傾銷調查必須采用企業所在國的數據，而不能像對待所謂“非市場經濟國家”那樣采用替代國數據（美國在針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中多用印度數據作為替代物——編者注）。
不過，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在回答《財經》記者提問時給出了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美國對華“雙反”調查重心轉向反補貼還有以下四個理由：其一，中國治理出口低價競銷已經有所進步；其二，這些年的反傾銷調查沒有擋住中國產業上升的步伐，美國需要尋求新的保護手段；其三，中國生產成本正在上漲，反傾銷工具未來可能不如過去那么適用；其四，中國在新興產業領域趕超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強大的動員能力，能夠迅速集中大量資源投入一個產業，將這些產業發展政策的措施指為違規補貼，可以對中國競爭者釜底抽薪。
李雨時也認為，反補貼肯定會是今后中美經貿摩擦的主要形式之一，但究竟哪些行業將會成為未來首輪反補貼糾紛的重災區尚難預判。
同時，中國方面也明確指出，美國參眾兩院立法向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違背了WTO的原則。
其實，盡管反補貼政策能獲得美國制造業聯盟和相關企業的歡心，但美國國內有識之士未必樂于保護那些缺乏競爭力的產業。在加圖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埃克森（Dan Ikenson）看來，針對中國的反傾銷案和反補貼案具有不同的經濟、道德含義。前者意味著美國仍然遵循了開放市場的原則，只是要求中國執行自己入世時的承諾（enforcement efforts），而后者則意味著對中國商品關閉市場，以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保護國內某些產業(protective measures)。
據埃克森統計，迄今為止，美中兩國正式向WTO提起的、針對對方的反傾銷訴訟分別為12起和6起，絕對數字相差不算很多；但以反補貼為由發起的救濟措施而言，美國采取了113項，而中國只有20項。
貿易難解就業結
相比旨在保護本國市場的反補貼立法，一些觀察家呼吁更多關注ITEC的成立。
根據奧巴馬簽署的法案，ITEC的主任和副主任將分別由USTR和商務部的高級官員擔任，其成員將包括50多名律師、研究人員和相關政府部門官員。2012－2013財年的預算案撥給該機構2600萬美元的經費，USTR和商務部各自負責200萬美元和2400萬美元。而ITEC的直屬上級機構USTR其人數不過兩三百。
隨著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重心日益由關稅、非關稅壁壘等邊境問題，轉向知識產權、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邊境后問題，負責主持國際談判、打開海外市場的USTR已變得日益重要。不過，目前尚不確知，ITEC將如何具體落實部門間協調，和執行貿易政策的功能。
雖然ITEC的成立和反補貼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奧巴馬政府擴大出口、縮減貿易赤字政策的自然結果，但也無法和就業問題徹底切割。
當前，美國失業率雖然有所下降，但還停留在8％以上的高位。而且很多美國分析家指出，近幾個月來失業率下降和勞動力市場參與度的下降也有密切關系，很多人或者重返學校，或者在歷經挫折后，放棄了找工作的努力。
因此，就業在大選年就又成為了美國國內關注度頗高的議題。美國制造業聯盟的聲音就很有代表性：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奪走了美國汽車供應鏈上的40萬個工作機會，鋼鐵業的180萬個工作機會，并正威脅著造紙業里的40萬個工作機會。
在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休克療法之父”杰弗里·薩克斯看來，美國制造業在全球競爭中喪失了競爭力，已經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結構性問題。
但這種喪失主要是全球化條件下資本自由流動、自由選擇的結果，所謂來自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并非重要原因。梅新育就表示，反補貼法案等貿易救濟手段無法幫助美國回收流失的制造業就業機會，因為那些就業機會流失是經營成本對比等基本面因素決定的，美國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也是其國民儲蓄率低下的必然結果，而美國的貨幣霸權在相當程度上會造成其制造業資本和人才的流失，從而損害其制造業國際競爭力。從以前的經驗來看，過度地保護無法造就強勁的國際競爭力。
美國Cole Taylor銀行董事長泰勒（Bruce Taylor）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坦承，很多被外包出去的美國制造業就業機會很可能不會回歸本土，但是人們也應看到全球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支持各國的本土企業，并支持它們的海外業務，這對很多地方商業來說，都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其實，從新財年的預算來看，美國政府其實無意重振那些已經喪失了競爭力的本土傳統制造業部門，而更希望借助技術創新，發展新興制造業——聯邦高技術制造業研究項目獲得了220億美元的投入，同比增長19％。
而RCF經濟與金融公司副總裁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認為，美國存在著嚴重的勞動力錯配問題，美國制造業不僅是在和日本、德國企業，還在和華爾街爭奪人才。因此，就業問題的解決，有賴于經濟的結構性調整。
因此，中國政府的出口補貼奪走美國工人工作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既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翻版。和李雨時類似，美國多數有識之士在無須受制于選戰壓力時，也更愿意強調兩國經濟的結構性互補。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在給《財經》雜志的撰文中表示，兩國經濟當然是互補性的。即使在美中關系那些需要改善的領域里，兩國也有根本上的共同利益。
美國希望一個基于市場的匯率和利率形成機制，希望保護知識財產。長期而言，中國也是如此。中國的“五年規劃”謀求讓自身經濟遠離以重工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而轉向可持續的經濟模式，其動力來自創新和更高的居民支出。只有知識財產受到保護，創新才可以發展壯大。只有當其存款獲得合理回報時，家庭存款和消費才能增長。
而很多中國學者認為，隨著兩國貿易規模增長，經貿關系既會是未來兩國紛爭的重要來源，也將繼續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并且隨著相互間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兩國地位也會越來越平等。
駱家輝表示，美國和中國都面臨著許多挑戰和不確定因素，但這些不確定因素對于發展一個更強韌、更互惠互利的雙邊關系也同樣是巨大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