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楊舸說，從數據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廣”等大城市集中的趨勢。

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公布的報告顯示，[注冊新加坡公司]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記常住人口1961.2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萬人，增長44.5%。平均每年增加60.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3.8%。外來人口增長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來京人員為704.5萬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來京人員增加447.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4.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0.6%。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這意味著，從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北京的外來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在今年初聯合發布的數據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萬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萬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來人口773.8萬人，增加31.6萬人。

“這是高于中小城市的增長水平的。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賴外來人口。”楊舸介紹。

楊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畢業后，她同樣面臨工作城市的選擇。“假設回到老家，只有省會的幾所高校可以任職；在北京，競爭多、機會多，有更多的科研機構、更好的職業發展平臺。”

毫無疑問，大城市能給年輕人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就業崗位，也能開拓視野、增長知識。楊舸說，“從一個簡單的數字就能看到北京的優勢，[新加坡公司注冊]北京有多少電影院，三線的小城市又有多少電影院？此外，在教育資源、醫療資源等方面，大城市與小城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

“當然，當一個社會都在加緊腳步前進時，也會有人想把腳步慢下來，因此有人選擇 逃離 北上廣。”楊舸認為，在一個陌生城市，外來人口容易被邊緣化，因此，人口的融合問題是研究的重點。“我們應該構建社會的安全網絡，這不僅包括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層面的。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完善外來人口的社會保障，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和條件，加強他們的社會參與，包括政治參與。”

“從一個城市管理者的角度來說，面對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發的交通擁堵、空氣污染、資源短缺等問題，他們的壓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導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 引高限低 引進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 騰籠換鳥 ，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內地。”

“但是一個城市的發展需要不同層次的勞動力，人口不是 平白無故 地集聚。例如一些城鄉結合部的零售業，并不需要太高端的勞動力，自然有適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兒，城市的發展離不開這批人；又如北京的國貿，金融業發達，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進入。”

在楊舸看來，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必然面臨著生活成本上升的問題，“說起來有些殘酷，但這就像物種進化一樣，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

楊舸說，由于房地產價格的高企，我國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處在同一發展時期的其他國家上升得更明顯。房地產泡沫讓物價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許多”。盡管人們寄希望于政府對樓市的調控，以期達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樓市不存在泡沫，房價的上漲也是趨勢。“因為需求在增長，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廣集中”。

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任遠認為，“逃離北上廣”的現象不能被忽視。一線城市過高的生活成本和競爭壓力，使“移民”環境惡化，導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發部分人“逃離”。

此前，由中宏保險與《理財周報》聯合發起的“中國中產家庭幸福指數調查”的結果也印證了這一點。此次調查結果是通過對全國10個城市7萬余名20~40歲中產收入人群發放問卷統計所得。

調查結果顯示，重慶、四川、江蘇、福建四地幸福指數最高，有近半被調查者對家庭生活現狀表示滿意。而經濟最為發達的深圳、北京、[新加坡注冊公司]上海、浙江幸福指數最低，成為中產家庭心中“不夠幸福”的城市。

中國就業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來，二三線城市經濟發展迅速，“北上廣”自身的薪金等優勢正逐漸減弱。

葛玉好說，年輕人應該冷靜分析自己與“北上廣”等大城市之間的關系和問題，“他們應該看到，除了 北上廣 開出的超出二三線城市的可觀薪金外，也應該考慮所付出的隱性成本，高房租、高物價、婚后孩子入學等問題，都需要納入考慮范疇。另外，與父母親人的分離，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這種心理成本因距離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線城市就業的大學生往往比一線城市的大學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