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國國有銀行體系低迷的信貸投放，讓此前超預期的制造業PMI數據看起來有些難以理解。
6月4日，權威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注冊離岸公司]5月下旬，工、農、中、建四家大型銀行信貸投放再現反常性低迷，截至5月31日，四大行新增人民幣貸款僅為2080億元，其中工行和建行維持了一貫穩健的投放態勢，新增人民幣貸款均在700億元以上，農行為520億元，而剛換帥的中行新增僅150億元，其信貸投放力度甚至低于股份制銀行。
看似疲軟的信貸數據背后，中國實體經濟真實的融資需求或許被掩蓋了。
6月4日，農行公司業務部門人士告訴記者，2013年以來，信貸需求相當旺盛，這一點從銀行貸款定價上已經充分顯現，“新增貸款中，利率上浮的比例依然在50%上下，下浮占比只有15%左右。”
然而另一方面，接受采訪的多位銀行業人士也表示，4-5月份，銀行體系信貸投放持續走低，主要原因，“實體經濟狀況并未改善，貸款有效需求不足，甚至出現了單月下降的狀況”。
如此矛盾，隱喻著中國龐大的社會融資體系正在面臨結構性失衡：一方面，在信貸額度管控之下，成本較低的貸款成為稀缺資源，尤其在“城鎮化”效應推動之下，地方政府中長期基礎設施貸款需求旺盛，再度對小微企業融資形成擠出效應；另一方面，過去9個月，快速膨脹的非銀行信貸融資推動社會融資規模不斷走向新高，但并沒有傳導的實體經濟。
在德意志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看來，上半年的實際信貸環境未必像社會融資總額的數據表現得那樣寬松。
“官方報告的非銀行融資規模能夠拉動經濟增長的力度小于許多人的想象，也小于銀行貸款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鑒于到目前增長比較低迷，通脹明顯低于預期目標，下半年的信貸政策有略微松動的空間。”馬駿分析。[注冊香港公司]
地方政府加速提款
5月份四大行信貸投放不力，這回存款沒有拖后腿。
前述權威人士透露，5月份，工、農、中、建四大行人民幣存款在經歷了前三周持續流出之后，最后一周強勁回流，當月新增人民幣存款超過4000億元。
這也導致進入6月，存款再度從銀行體系流出，6月前兩個工作，四大行人民幣存款負增長200億元左右，新增貸款約250億。
2013年，中國銀行體系所謂旺盛的信貸需求主要來自于基建和房地產，一方面，地方政府換屆后，中長期基建項目加速上馬，加之原有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借新償舊”的壓力，融資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在房地產市場升溫之下，中長期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對新增貸款貢獻力度巨大。
以4月為例，當月四大行新增信貸2455億元，再加上國開行和交行新增的約1267億人民幣貸款，六家大型銀行新增貸款約3700億元，從其貸款結構上看，短期貸款僅僅增加58億元。
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調研顯示，今年以來平臺公司紛紛加大銀行貸款提款量。以重慶兩江集團為例，該公司成立時，與商業銀行簽署的授信協議總額約為2500億，截至去年底，簽訂貸款合同的則有600多億，直接入賬的為300多億。
然而，這一數據在今年4月已經上升到約500億，顯示提款速度加快。同時，來自中金公司的調研報告顯示，對于地方平臺公司，銀行貸款利率仍較為低廉。目前銀行貸款利率是基準利率，而在2011年資金緊張的時候是有所上浮的。
此外，由于江浙沿海一帶中小企業不良貸款持續攀升，各家銀行對小微企業流動資金貸款偏好明顯減弱，多家銀行業人士表示，銀行紛紛采取主動管控小微企業貸款增量的行動。
實體經濟的微妙變化均會反映到商業銀行資產定價端。接近工行的人士表示，該行全年貸款目標9000億，一季度實現2500多億，占比27.4%，符合“3：3：2：2” 投放節奏，收益率方面，今年一季度有約85%的貸款完成了重定價，其中，新增貸款利率上浮的比例為48.4%，下浮比例20.6%。
“貸款收益率5.93%，比2012 年下降27BP。”上述人士表示。
套利活躍
2013年，金融脫媒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即便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也紛紛做出將持續擴大非銀行融資占比的計劃。
以上述重慶兩江集團為例，今年規劃新增融資量中，銀行貸款、直接融資（銀行間市場債券、城投債）、其他（保險公司等）的比例為6：3：1。
如此背景下，社會融資規模結構性變化值得關注。[香港公司注冊]以4月數據為例，當月社會融資規模為1.75萬億，同比多增0.78萬億，其中人民幣貸款對社會融資總量的貢獻度已經連續兩個季度降至45%，顯著低于去年同期的70%。同時，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企業債新增均接近2000億元，未貼現承兌匯票增長更超過2200億元。非信貸融資相當活躍。
在馬駿看來，過去九個月內社會融資總額雖然增長很快，但沒有傳導到實體經濟。估計有如下幾種原因：第一，由于若干事件的沖擊，使企業即使獲得了融資也傾向于“囤積”資金，而不敢或不能及時啟動投資項目。比如今年3月以來“地產政策”的不確定性的增加就使一些資金較為充裕的開發商推遲項目開工。這類“信心”問題導致了資金的“流通速度”的下降，降低了貸款和非銀行融資拉動實體經濟的能力。
“第二，由于各種類型的套利，企業從銀行獲得的貸款資金以其他形式（如信托、委托貸款）被轉貸，導致社會融資總額的重復計算和社會融資總金額增長率被高估。第三，一些企業和平臺由于現金流出現問題，需要靠借新貸還舊貸的利息，使社會融資總額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凈增’融資規模被高估。”馬駿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