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裕階層/高凈值人士（定義為不包括自住房產的可投資資產超過600 萬元以上的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近年已漸成趨勢。
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注冊薩摩亞公司]（BCG）和中國建設銀行（建行）過去兩年的調研，這類群體擁有33萬億元資產，已經轉移了約2.8萬億元，約相當于中國2011年GDP的3％。2011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和社會衛生總支出也不過各為2.4萬億元。轉移的資產中，絕大部分是房產、債券和股票，實業投資僅占14％。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趨勢在明顯加快，兩三年內預計將翻番。這已經成為一個值得國家和各界關注的問題。
中國富裕階層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原因何在？如何看待這種趨勢？對此應該采取什么措施？
海外資產轉移進行時
過去六年，BCG每年都深入開展中國高凈值客戶的調研。2011和2012年，BCG與建行合作，在全國范圍內獲得了具備廣泛代表性的4000多個私人銀行客戶（即高凈值客戶）的數據，并在2012年12月下旬發布了《2012年中國財富報告》。2012年高凈值人群加速向海外配置資產。在調研人群中，擁有海外資產者的占比達到28%，比2011年大幅提升了11個百分點。同時，資產規模越大的客戶使用海外金融服務（等同于向海外轉移部分資產）的比率越高。總可投資資產600萬-5000萬元的高凈值客戶中有海外資產的比例為24%，資產3億元的這一比例提高到47%。
更值得關注的是，資產在300萬-600萬元的入門級高凈值客戶也在加速轉移資產。他們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在2011年幾乎為零，2012年卻增長到26%。資產在600萬-5000萬元的群體這一比例則從11%增長到24%。這一龐大的入門級基礎富裕群體的增長進一步推動提升了向海外轉移資產的總人群。
在尚未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人士中，[薩摩亞公司注冊]有四分之一的人群表示在未來三年內肯定或有可能會這么做。
對進行資產海外轉移人群的教育背景、職業和財產繼承情況的分析發現：有海外教育背景的人士中擁有海外資產的比例較高。在海外大專和本科學歷人群中，海外資產的比例達45%，海外碩士及以上人群中此比例達58%，遠高于國內大專和本科學歷人群中24%的比例。另外，專業投資人士、專業人才（如律師和會計師等）、演藝明星以及體育明星等自由職業者是投資海外比例較高的群體，海外資產分別達到40%、31%和27%；而在富裕階層中占比56%的企業主群體中，其海外資產比例達到24%。財產繼承方面，完成財產和業務向子女轉移的富人進行海外資產配置比例占43%，高于近期無財產繼承方面打算和安排群體22%的比例。
高凈值人士海外資產總量占這些客戶總可投資資產的比例約為14%-15%，對應約為2.8萬億元，相當于中國2011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2.4萬億元（包括財政的1.5萬億元）的1.2倍，是中國2011年社會衛生總支出2.4萬億元（包括財政的0.7萬億元）的1.2倍。根據我們的計算，未來二年至三年，這一數值將翻番。
中國高凈值人群在海外資產的配置偏向于購置房產、債券和股票，而實業投資比例偏低。前三者合計占到海外投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其中房產占約42%，債券占約18%，股票占比約15%，投資到實業僅占約14%。房產和債券投資與他們資產保值增值的訴求高度一致。
從使用離岸金融并轉移資產的滲透率來看，廣東和四川等地區的滲透率超過40%，顯著高于全國25%的平均水平。廣東、江蘇、北京和上海是離岸金融市場 規模最大的地區。北京地區高凈值客戶的絕對數目最大，約為17.1萬元，但是其中使用離岸金融的比例低于其它發達省市，約32%。
在轉移資產的渠道方面，高凈值人士主要借助于國外金融機構投資（約26%）和國內中介機構（約22%）的方式，其他主要渠道包括國內金融機構（約17%）和家庭成員移民（約13%）等。總可投資資產在3億元以上的客戶轉移財產的主要渠道分別是國外金融機構投資（約32%）、國內中介機構（約18%）、家庭成員移民轉移資產（約18%）、國外中介機構（約12%）、海外公司貿易形式（約10%）和國內金融機構（約10%）。
在資產轉移到海外的過程中，高凈值人士主要受稅務、法律、投資環境和移民政策等困擾，其中對稅務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約45%，對法律流程不了解的占比約40%，對投資環境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約37%，對移民政策不了解的占比約32%。
約28%的高凈值客戶已經開始向海外轉移資產，而且移民是他們最喜歡探討的話題——很多人已經將子女送出國，這與社會上其他調查的結論相符。但從高凈值人士自己的國籍分布統計，僅有6%移民，絕大多數依然是中國大陸公民。主要原因有：1.通過子女配偶，可以實現資產配置或保障家人的生活品質；2.中國的富人日益成熟，中國巨大的事業發展機會和較高的社會地位對他們有足夠的吸引力；3.隨著國內法制和稅收日漸健全，外籍身份在國內經營獲取設立、稅收等優惠待遇平等化。這些因素都驗證了高凈值人士對中國仍有信心或存在難以割舍的聯系。由于中國富人成功在中國，因此他們仍傾向于將中國作為未來發展的主場。[薩摩亞注冊公司]
高凈值人士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目的在于：資產保值和增值（有此目的者占比約45%）、確保資產安全性和私密性（約38%）、以養老、醫療為訴求的移民和子女教育要求（約38%），還有方便海外業務發展（約31%）和進行全球配置以對沖國內風險（約28%）等，概括而言即信心、高端服務和全球資產配置。
與之相對應，在富裕階層海外資產轉移目的地的選擇上，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成為主要集中地，這三地集中了高凈值客戶60%的海外資產。中國香港、美國和加拿大占比分別為22%、21%和16%，緊隨其后的是瑞士（9%）、新加坡（6%）和澳大利亞（5%）。這三地同時也是海外移民的熱門目的地。當離岸中心同時也是良好的客戶定居地時，該目的地將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相較于歐美的離岸中心，亞太的香港和新加坡在文化和距離上更有優勢。香港更是大陸高凈值家庭海外資產的最大集中地，距離近、語言互通是兩個重要因素。滿足高凈值人士在子女留學和移民方面的訴求，美國和加拿大成為中國海外財富第二、第三大集中地，但中國客戶對其法律和文化相對陌生，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客戶對資產配置的興趣。瑞士等歐洲離岸中心對中國客戶的吸引力較小，當地苛刻的移民政策使得國內客戶更傾向于北美。選擇瑞士的中國客戶更多的是出于資產私密性、安全性以及全球資產配置的考慮。
疏堵有道
不同國家和地區對高凈值人士資產海外轉移的態度和措施一般是“疏”和“堵”。就“疏”而言，主要可以增強富裕階層對本國政府保護合法私人資產政策的一貫性和連續性的信心，保障個人信息合法隱私權，多層次培育資產管理市場，優化國內稅收環境，提升多層次高質量社會保障和教育環境等。而海外常見的“堵”的舉措則包括：限制資產轉移和對離岸理財產品進行更嚴格的審批，在全球范圍內對本國富裕階層離岸資產進行徹查和征稅，禁止在岸金融機構進行離岸銀行業務推介，限制離岸銀行的營銷和推廣活動以及加強外匯管制等。一般而言，每個國家或地區會根據實際情況及在國際上的實力和話語權兼顧“疏”和“堵”。比較有借鑒意義的是美國和臺灣地區。
美國是超級大國，軟、硬件一流，不太需要更多的疏導。其居民向海外轉移資產的主要原因是合理避稅和逃稅。美國對其他作為離岸中心的國家或地區以及離岸銀行而言有較大話語權，再加上近幾年國庫虧空、債臺高筑，該國正在逐漸強化“堵”的措施，比如，從2010 年起美國政府加緊追查居民海外賬戶和海外資產的真實性和實際規模。
美國稅法規定，凡是在美國長期居住的人，在國外擁有5萬美元以上的資產，或者儲蓄在1萬美元以上都要向美國政府申報。這項法律早在1971年就有了，但以前并沒有嚴格地執行。按照美國海外賬戶稅收遵從法的要求，所有想在美國經營的外國銀行從2013年1月1日開始都必須向美國財政部提供客戶信息，否則就被視為與美國政府不合作。美國已經成功迫使作為離岸中心之一的瑞士予以合作。
配合美國海外資產徹查和征稅這一強硬措施的是美國較完善的法律體系、金融體系和社會保障等扎實的基礎。特別是針對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中產階級，如專業人士、金領等，美國相對較完善合理的個人所得稅體系對抑制其資產海外配置沖動的效果比較顯著。
是否公平、能否真正起到社會財富合理分配的調節作用是個稅征收的重要出發點。美國個稅體系的主要特點是：按家庭、按年度計算征收。由于制度比較成熟、稅收機關征稅方便、征收成本低以及征稅面廣等，因此能夠確保政府獲得正常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稅率并不高，這樣能夠保證他們對資產保留國內沒有過多顧慮，抑制了其資產海外轉移的行為。我們可以通過與中國個稅體系的具體比較來予以說明：
首先，中國實行的不是綜合所得稅制，而是分類所得稅制，以個人而不是以家庭為單位，將納稅人所得分成工資、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等11個類別，相當于有11種個人所得稅。分類稅制不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真實應納稅所得的水平，容易造成應稅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主要是企業主）不繳稅或少繳稅，而應稅所得來源少、收入相對集中的納稅人（主要是金領、白領和工薪階層等中產階級）多繳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