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央部委批量公布了本部門2011年三公消費情況。據新華社消息，截至昨晚7點，共有92個部委做了公布。
在三項消費當中，因公出國引人關注。[注冊新加坡公司]經過計算，各部委人均出國費用大多在2萬元上下，但也有例外，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的人均出國費用便達到11.26萬。
此外，不少部委還公布了購置公車的數量和總價，以及車輛運行費用。如海關總署2011年購置新車的消費達2.1億元。
不少部委的車輛年均運行費用都在4萬元左右，但同樣不乏例外，如中國電監會2011年購置新車2輛，平均每輛車花費63.57萬元，保有量為63輛，平均每輛車的運行費用為13.35萬。
未說明出國天數難判合理性
與去年相比，今年中央“三公”經費公開又邁進了一大步。今年“三公”經費公開不僅統一了格式和發布時間，而且內容更細化，說明更詳細，概念更清晰，并增加了行政經費公開。
多數部委公布了本部門出國費用總額，以及出國團數及總人數。因此，稍加計算，便可得知每部門人均出國費用。根據自行公布的數據，不少部委人均出國費在2萬元左右，此外四五萬也較多。
國研中心的人均出國費用則達到11.26萬元。該中心解釋稱，本著做好政策研究咨詢工作，完成中央和國務院交辦的各項任務，并配合國家整體外交戰略的原則，根據國研中心每年的研究工作要點和重點課題安排，因公出國(境)費主要用于：一、重點課題國際調研；二、應邀出席重要國際會議與談判；三、簽署與執行雙邊合作協議；四、涉外培訓。
2011年，國研中心因公出國（境）費支出135.08萬元，用于2個團組，12人次。兩個團組分別應邀參加國研中心與外方主辦的中美金融論壇、第31屆中日知識經濟交流會、新能源發展戰略研討會等雙邊會議并執行年度重點課題調研及相關課題研究任務。
但不管是國研中心，還是其他部委，對于因公出國的解釋仍不能完全讓公眾理解。
“在國外停留多少天，都干了什么事？”
[新加坡公司注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第一財經（微博)日報》，單憑部委公布的這些數據和說明，仍然無法讓公眾判斷花銷是否合理。
根據財政部、外交部2001年頒布的《臨時出國人員費用開支標準和管理辦法》，因公出國費用根據出訪國家不同，而有不同的費用標準。最高的為日本，每天住宿、餐飲、公雜費為17500日元，約合人民幣1419元。最低的為阿富汗，日均70美元，合人民幣446元。多數國家在100美元上下浮動，相當于人民幣637元。
但由于缺乏出國天數這一參數，部委公務人員因公出國每日開銷也無法計算，所以仍無法判斷其合理性。
海關總署購車總支出超2億
在公車消費項目上，部委公布的情況也比去年詳細，多數部委增加了公車保有量、新購車數，從而也可以得知每輛車的花費。
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重慶市副主委杜黎明曾在2011年全國“兩會”上表示，雖然部分地區和單位按規定不能為領導配備專車，卻同樣耗費巨資大量購買超編、超標車輛，造成全國范圍內的超編配車率高達50%以上，且運行成本居高不下，每輛公車年消費額平均高達8萬~10萬元。
但據昨天公布的數據，不少部委的車輛運行費用都沒超過5萬元。只有少數部委超出了10萬元，如中國電監會每輛車的運行費用就達到13.35萬元。
電監會在聲明中稱，2011年其車輛運行費支出841.34萬元，電監會系統一般公務用車及專項業務用車共63輛。主要用于一般公務及電力監管專項業務檢查，包括電力安全檢查、供電服務檢查、電力稽查、申訴投訴案件調查等工作車輛的燃油費、維修費、保險費、過橋過路費等運行支出。
而在新車購置這一塊，海關總署、國家質檢總局、國家統計局、中國氣象局、中國民用航空局發生了較大規模的新車購置。
海關總署在說明中稱，2011年海關系統按照國家規定的汽車配備使用標準，對達到報廢條件的594輛公務用車（含報廢緝私警察警務用車280輛）予以報廢處置并相應更新，公務用車購置支出約為2.1億元。而國家質檢總局的報廢數量則為378輛并做更新，購車花費5569萬元。
期待更細化
對于今年的三公消費公布情況，竹立家認為還是不詳細。“三公消費公開透明首先是要細化，細化才便于監督，分析其消費是否合理。”他說，[注冊新加坡公司好處]
還應有一個制度性的監督和懲處平臺，審查數字準確、合理與否，出了問題還需各部門批準三公消費決算的人負責。
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指出，建立完善的預算透明制度需要一個過程。不可否認我國政府推進信息公開取得很大進步，但仍與公眾期待存在差距，這需要政府在完善預算管理制度的同時，更深入細致地向公眾解釋每一筆錢是怎么花的，同時也要把管理制度向公眾公開，讓公眾監督政府有據可依，充分發揮各渠道監督作用，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透明。
“作為預決算公開的突破口，‘三公’經費公開逐步細化說明，有助于更好地接受百姓監督，這樣政府在預算執行過程中的隨意性就會得到遏制。這是以公民權利來制衡政府權力，對中國未來的發展非常重要�！敝袊敹惙▽W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