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般通過考察工作和生產來考察經濟狀況，但是，閑暇和生活，是經濟硬幣的另一面，掀開這一面，得見新篇章。
國際經驗顯示，當收入水平越過中等收入線后，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將從生產邊向閑暇邊轉移，也就是我們說的制造業向服務業傾斜。
在這個過程中，國民擁有多少閑暇，如何擁有，又如何使用這些閑暇，會越來越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要素之一。
今天，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并開始放緩后調整質量，而我們關注閑暇經濟，掀開硬幣另一面的時機也同時到來。
今年是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的第六年。“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2011-2012)”攜手國家統計局、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中國閑暇經濟研究中心，歷時4個多月，描繪2011年中國經濟脈絡走勢，探測未來發展的內驅力。
本次調查的一個新特色在于，增加了對國民閑暇時間和閑暇活動的調查，不但從消費、民眾注意力、經濟預期等方面反映了客觀民意，也從閑暇和生活方面反映了未來中國經濟轉型的微觀基礎所在。
70%的人每天休閑不到3小時
今年，我們首次對國民的休閑時間數量進行了調查。70%的受訪者，日均休閑時間少于3小時，[注冊香港公司]從國際對比來看，這部分人處于奔波勞累、閑暇缺乏之中。還有8%的受訪者表示幾乎沒有休閑時間，忙碌不堪。
總體上看，中國人的休閑時間不太充分。這吻合了大多數百姓的直觀感受，也吻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處于經濟騰飛階段的工業化國家，休閑時間基本上都偏少。如1960年代的日本和韓國，以及后來的亞洲四小龍。
從經驗數據看，休閑時間和經濟增長率大致呈反比脹率呈反比的菲利普斯曲線。但是，勞動經濟學的理論預測是，隨著經濟進一步增長，休閑時間和經濟增長有可能出現同比增長。休閑時間增加是一種福利體現。如果說國家需要轉變增長方式提高增長質量的話，個人的增長質量提高就表現為擁有更多的休閑時間和健康壽命。因此，休閑時間在這里成為國家和個人在增長方式轉變上互通有無的橋梁。
北方城市比南方城市幸福？
休閑時間較少，意味著什么？
社會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顯示，休閑時間充裕有助于提升幸福感，而休閑時間少，過于忙碌，會降低幸福感。
本次調查顯示，在我國現階段，幸福感主要由收入決定，同時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如休閑時間、健康狀態、婚姻質量等)。這種幸福感的收入決定論迎合了目前中國經濟的工業化特點，但從休閑等其他影響因素的分析上，也可以看到未來中國人幸福感的需求走勢。
根據調查，休閑時間排名前十的省會城市(十大休閑之城)是：貴陽、海口、廣州、杭州、拉薩、成都、重慶、太原、福州和長沙。幸福感排名前十的省會城市(十大幸福之城)是：拉薩、太原、合肥、天津、長沙、呼和浩特、石家莊、濟南、銀川、重慶。
可以看出，休閑時間多進而幸福感也強的城市占了四席：拉薩、重慶、太原、長沙。這四座城市，幸福感之所以躋身前十，除了由其市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決定外，市民擁有較為充分的閑暇也是理由之一。
另外六座休閑充裕的城市沒有進入幸福十強，主要的原因是收入水平和個體因素(健康狀況、情感質量等)拉了后腿。
在此，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十大休閑城市中南方城市占了八席，這些城市環境優美、服務業繁榮，展現出很好的休閑經濟特點，未來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潛力大。二是，十大幸福城市中北方城市占了七席，這些城市最近幾年GDP增速顯著，收入帶動幸福，實現了短期內的經濟發展和民生幸福互相促進。在一定時期內，北方城市市民的幸福感將緊密和收入提高掛鉤，但是，幸福感提升的幅度將越來越受休閑、健康、情感質量等因素的影響。
本次調查顯示，在感覺“很不幸福”的受訪者中，有19.31%的人沒有休閑時間，而在感覺比較幸福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為4.52%。[注冊香港公司]同時，引領經濟增長的產業也需要向服務業調整，方能保證增長的平衡和質量。
年收入10萬元是休閑門檻
忙碌的城市總有一些共同點：外來人口多、快餐店多、交通便利、物流興旺、城強民富、跳槽現象頻繁、品牌消費流行、交通事故多、排隊多、人們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堪憂等等。而閑暇的城市卻各有各的姿態：一張八仙桌，一壺濃綠茶，樹陰下、門庭間，麻將、棋牌，是很多南方家庭居家旅行的必備單品，哪怕吃吃喝喝都是工作的狀態。慢節奏的生活，不等同于游手好閑，當然也未必就是“有閑有錢”。
根據“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2011-2012)”數據顯示，休閑時間較少，也就是最為忙碌的地區集中在遼東半島、長三角和京津地區。這些地區也是當前經濟發展較快、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
從這個分布看，閑暇經濟研究中的“閑錢悖論”(有閑和有錢不能得兼、收入高的地區通常休閑時間少)表現得較為明顯。尤其，人均收入處于國內頂端的北、上、廣的休閑時間在所有343個受訪城鎮中的排名十分惹眼：北京的休閑時間排239位，上海排177位，成為中國最忙碌的城市之一，廣州的表現勉強及格，排第95位，成為在休閑和收入上較為均衡的城市之一。
休閑，是對工作的替代，是種比較昂貴的商品，需要用收入來購買。在收入水平沒有越過“休閑門檻”之前，[注冊香港公司]在社保水平沒有達到“休閑安全線”之前，人們無法實現“有閑有錢”的和諧狀態。人們只能犧牲收入去換取休閑，或是靠減少休閑來獲得更高的收入。
本次調查證明，年收入10萬元大概是收入上的“休閑門檻”所在：年收入在2萬元以下的較低收入人群中，12.01%的人沒有休閑時間，休閑時間在1～2個小時之間的比例最大；而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較高收入人群中，只有5.87%的人沒有休閑時間，休閑時間在2～3個小時之間的比例最大，休閑時間在3小時以上的高達33.87% 。
本次調查中，70%的受訪者年收入在5萬元以下。也就是說，大部分國人依然處在“閑錢悖論”的掙扎之中，并無法保證同時擁有高收入和高閑暇。
如何擺脫這種掙扎，如何實現自由和快樂。閑暇經濟理論指出：第一，在工業化后期，經濟增長的收入分配調整和社保提升勢在必行，這是對閑暇的基本保障；第二，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生活方式的轉變來配套，積極健康的閑暇活動能高效地積累人力資本、營造優良的制度氛圍、提高國民的消費動力、激發原創的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此類生活方式的轉變，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和活水之源；第三，學會工作，更要學會休閑、學會生活。
“閑暇經濟”將成為文化發展的先導，成為“生活引領經濟、自由激發創新”的新經濟形式。這種新經濟的表率，就是遙遠而美麗的北歐地區。該地區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國家群，北歐五國的人均收入在最近20年穩居全球的前二十名，同時，北歐人的休閑時間和休閑活動也走在全球的最前列。這是一個典型的“有閑有錢”的社會。北歐人用更少的時間，獲得了更多的收入，玩得更多，掙得更多。
國人的休閑時間不夠充分，但更讓人遺憾的是在閑暇時間內的休閑安排。
調查顯示，國人最熱衷的休閑活動是“看電視”和“上網”，這兩項選擇并不受人口統計特征的影響，表現出穩定性和全民性。同時，體育健身、學習培訓、社交娛樂的從事比例很小。被動而消極的休閑活動，占據了國民大多時間，大眾休閑時代仍未到來。
看電視和上網這類活動，在閑暇經濟學研究里，都算是相對被動型的休閑活動。而當一個社會休閑活動單一，且多是從事這種被動型的休閑活動，不利于提高從事者的效率，不利于激發創新思維時，[注冊香港公司]我們通常認為，大家患上了“休閑病”。
如果說這幾十年，中國人激發出了無窮的工作熱情，學會了如何工作、如何掙錢的話，那么現在，或許已經到了該學會如何玩，如何花錢的時候了。有一種說法是，不會玩的人，就不會學，這是閑暇經濟研究的一個真理性命題所在。
專訪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胡大源
幸福感源于對未來的預期
從2006年關注幸福感開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胡大源和央視財經頻道的“經濟生活大調查”一起走過了6年的時間。“老百姓從來不用GDP來衡量幸福。”2012年，對比6年的數據積累，胡大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與老百姓幸福感最密切的就是對未來的預期。”
收入問題連續四年成為“第一難題”
收入問題在6年的經濟生活大調查中都是百姓關注的焦點問題。
胡大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2012年，中國百姓預期自己收入會增加的比例達到了54.4%，也就是說超過半數的人對今年的收入增長是有信心的。具體到地區，胡大源介紹，最為樂觀的受訪者來自上海、重慶和海南。而從年齡段來看，這6年對收入增加最有信心的，始終是18歲到35歲的年輕人。“這一結果也符合地區經濟發展和年輕人的特點。”胡大源說。
調查顯示，2011年，百姓最關心的國內經濟生活事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物價上漲，第二位是個稅免征額的提高。“顯然，這兩件事都跟收入有關。”胡大源說。與此同時，在2012年百姓最期待改善的問題中，排在首位的仍然是收入狀況，高達65.25%的受訪者選擇了“希望未來收入狀況能有所改觀”。而且在本次調查中，列出的6種家庭困難中，被選擇最多的選項仍然是收入(54.62%)，收入問題已經連續4年排在百姓家庭主要困難的第一位。“這表明如何切實提高百姓的收入、如何從根本上改善民生仍然是我們面臨的艱巨問題。”胡大源說。
50%的人認為房價會下跌
在歷年的“經濟生活大調查”中，[注冊香港公司]房價一直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之一。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出席兩會記者會時也明確表示，“房價還遠遠沒有回到合理價位。調控不能放松。”
樓市調控政策雖然密集出臺，但是調控效果并不明顯，也處處體現在受訪者給出的答案之中。
在今年的調查中，有30%的受訪者認為，2012年自己所在城市的房價會下跌10%以內，21%的受訪者認為會下跌超過10%，24.5%的受訪者認為房價仍會保持現狀不會有太大變化。預計房價下跌超過10%以上的城市前三位是南昌、沈陽、杭州；預計房價上漲超過10%以上的城市前三位是昆明、南京和太原。
胡大源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排名在前三位的有買房意愿的省份是黑龍江、廣西和海南。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預計房價下跌或上漲的前三位城市，都不屬于這三個省份。胡大源表示，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消費者沒有“追高”或者“逢跌買入”等“投機”心理，更多的是“剛性需求”。
不過，胡大源也指出，調查顯示，2010年有買房意愿的人占41.6%，但2011年實際買了房子的人只有24.88%。這一數據的變化也正說明了房地產調控正在影響人們的購房心理，降低了人們的實際購買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