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十二五”發展的主線。在“2011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多位國際知名學者建言中國“十二五”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的發展極大地受益于全球化過程，但過去成功的經濟模式并不一定適用于未來。同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邁克爾·斯彭斯認為中國引領新興市場經濟體很快走出了經濟危機，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總量和內部之間的相互貿易量改變了全球需求模式，新興經濟體未來的增長是可持續的。

世界銀行常務副行長英德拉瓦蒂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和政府的政策，減緩了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中國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必須進行前瞻性改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中國要在提高消費比例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應力求提高資本效率，同時降低投資率，而大力提高能效會顯著地改善資本效率和排放強度。

斯蒂格利茨：中國要意識到市場的限制

“十二五”規劃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延續，是“摸著石頭過河”跨出的又一步。在過去的三十年里，中國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中國的發展極大受益于全球化過程，但過去成功的經濟模式并不一定適用于將來。

中國處在一個向市場經濟的持續轉型過程中，中國需要意識到市場實際上有很多的限制，中國需要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社會保障，政府必須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做一些與二三十年之前不同的做法。例如在提供教育和醫療健康保險的機會方面，不能夠完全依靠地方的財政，同時需要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來解決這一問題。

中國必須從出口帶動型增長方式轉向國內需求拉動的增長方式，要實現該戰略，增加消費是重要因素之一。中國需要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改善金融市場，重點放在借貸而非投機或交易上，調整經濟結構，重建經濟平衡，增加政府對衛生、教育、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的投入，樹立以發展為導向的知識產權體制。

中國的市場和很多其他的市場經濟不一樣，中國的儲蓄不是問題，真正的關注應是建立一個所謂累進的、漸進的稅制，而不是一個逆轉的或者是相反方向的方式進行收稅。

在對外經濟方面，中國要將增加海外投資作為整體經濟戰略的一部分，進入市場、獲取科技和技術，保證資源供給，增加對外援助，參與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世界的問題不是儲蓄過剩，這種指控企圖轉移全球對美國金融市場資本配置不當的職責。世界迫切需要投資來修補全球經濟，以改善氣候變化，促進發展。如果所有國家都效仿美國的消費方式，那么整個地球都會被毀滅，美國需要糾正這種碳排放量過高的消費行為，現今中國還有機會避免走這條高碳排放量的道路。

斯彭斯：新興市場經濟體高速增長可持續

中國的宏觀經濟狀況還是非常積極的，但是仍然有很多的風險，有一些來自于內部的壓力，比如說危機后的高速增長和復蘇努力有關，另外也跟外部的環境有關，尤其是與發達國家的狀況相關。實際上中國現在生產率不斷的提高，實際工資和產出復蘇迅速，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斷提高，這些實際上是中國未來能夠順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當然，中國在價格管理，也就是控制資產泡沫和通脹問題上面臨很大挑戰，但我認為它是可以控制的。我們并沒有一個既定的模型，可以解釋中國金融系統中的內在風險是什么，這就需要監管部門和所有相關參與者能進行一些防御性的及時回應，時刻保持警惕和謹慎的態度。

全球環境方面，中國帶領印度、巴西等國組成了新興市場，并很快從危機中走出來，但有人懷疑這些國家的增長是否可持續。我認為可以給出一個積極、正面的回答，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量和他們內部之間的相互貿易量，實際上帶來了整個需求模式的變化，同時在供應方面有很大的獨立性，在未來十年至少能保持這樣一個增長的態勢。我想未來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不是一種奢望。

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實際上受到了美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影響，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來說，資本流入可能帶來了問題，加大了商品價格和通脹方面的壓力。

目前全球投資率出現了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非常大的下滑趨勢，尤其是在發達經濟體，他們的投資率相比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來說要低得多，也就是說未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要舉起大旗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未來可能要增加20%的投資率，否則的話，全球可能就會出現這種資本短缺而不是資本泛濫，這對于企業和政府來說至關重要。

英德拉瓦蒂：要實行前瞻性改革

過去15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工業和出口拉動。2010年投資預計約占GDP的49%，這一比例超過其他任何的主要經濟體。第二產業對于中國GDP的貢獻率達到了47%，生產結構嚴重偏向于工業。此外，中國所面臨的挑戰也很獨特，許多發展中國家所討論的問題是進展的步伐太小、太慢，而中國所關注的則是步伐太大、太快。

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的增長方式使供給和需求保持同步增長，甚至超過需求增長，其結果是中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并沒有遇到其他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是從“十一五”規劃編制之時開始，政策制定者就已經意識到，這種增長方式盡管帶來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產生了不平衡的問題。轉變增長方式，更多地發揮服務業和消費的作用，而不是強調工業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支柱，這是正確的。

但是，全球金融危機的突然沖擊以及政府采取干預政策，刺激經濟的必要性，使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放緩了。中國近期的GDP和生產率快速增長，得益于政府不斷大膽地推行或者是推動改革開放和必要的公共投資。未來繼續取得成功，則需要實施新的改革，建立有利于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商業環境。

要實現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首先要實行前瞻性改革，將資源導向在新環境下需要擴大的部門、經濟活動和領域，即改善私營部門、服務型企業、小企業和農村地區的融資機會，取消對土地、資本、能源及其他資源工業投資品的補貼，實行匯率升值，進一步擴大國有企業的分紅規模，改善資本配置。

其次，引入改革措施，促進永久性城鎮化發展，進一步放寬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給城市、給市一級的政府提供資源和激勵機制，使流動人口享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斯特恩：提高資本效率是低碳經濟抓手

中國“十二五”規劃確定了中國發展的兩個主要目標：提高消費比重和向低碳低污染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我覺得需要關注兩個指標，即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和溫室氣體排放與產出之間的關系。

中國經濟增長迅速，儲蓄率或者說投資率高。經濟學理論表明增長率相當于投資率除以ICOR的結果。因此，中國要在提高消費比例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即應力求提高資本效率，同時降低投資率。

中國可以通過以下途徑降低ICOR，轉向資本要求較低的產業，提高每個產業的資本利用效率和生產效率，在各行業之間更加高效地分配資源，提高技術水平和就業。中國的ICOR一直處于3~4這個區間，而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平均ICOR在2~3之間浮動。中國可以在今后20年里提高服務業在經濟中的占比來降低ICOR值。

我們做過一些粗略的例證式假設，如果到2030年，中國的結構調整實現最佳效果，中國的ICOR將從現在的3.5左右拉低到2.5左右，這樣中國的投資率就可以從當前的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與此同時，中國可以提高能效，重點發展排放較低的服務業，以達到降低碳排放增長速度的目標。“十二五”規劃將經濟增長的目標確定為7%，這有利于繼續拉高消費比重，增加各種形式的投資（如人力資本），以推動中國向低碳經濟的過渡。

碳價、大力支持相關研究、制定和布置減排方案，可以協力對中國的變革產生強大的激勵作用。我建議以非常低的碳價來對煤炭征稅，這種碳價會激勵人們采用煤炭以外的能源，并且提高煤炭的使用效率。大力提高能效會顯著地改善資本效率或者說ICOR和排放強度，因此，在“十二五”規劃中強調提高能效是同時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