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是一種增長方式的改變問題。從長遠可持續的觀點來看，政府的資源杠桿和通過政策配置資源的問題，要更加側重于動態的包容性增長，政府要不斷調整改進，從政策的供給者向制度環境的制造者轉型。”浙大管理學院副院長吳曉波說。
“房地產比搶銀行更賺錢，但它坑害了老百姓。一些地產商太投機，沒有承擔社會責任！”在2月27日晚上的浙江民營經濟年度論壇上，華立集團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公開炮轟房地產的“黑洞效應”——就像天體物理里的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地產的暴利吸走了過多的實體經濟資金。
這位新近“退居二線”的浙商，一襲黑色立領中山裝出場，碩大的腕表和佛珠熠熠生輝。他說，“2007年我退出樓市、堅守制造業，曾被人稱為傻瓜。”
“熱錢圍獵地產業，拖累了浙江實體經濟。”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也“鼎言”相助。
“地產商順應市場導向提供產品，有什么錯？錯的是土地財政！”浙江著名的房地產開發企業廣廈的董事長則毫不猶豫地針鋒相對。“五年前，我誤判國家將對房地產業實施嚴厲調控，因此主動降價售樓，別人賣一萬，我賣八千。結果大家以為我質量差，都不買，而房價卻噌噌噌翻到了兩萬、三萬！”
“假如我讓利100億，杭州房價就降得下來嗎？”這位“包工頭”出身的浙商情之所急，解開紅黑相間的格子襯衣領口，連灌三瓶礦泉水，似要澆滅胸中塊壘。
除了2月27日晚上，浙江民營經濟年度論壇上的這一場唇槍舌劍，同一天，“包容性發展與中國轉型升級”學術研討會也在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召開，幾位溫文爾雅的學者專家，逐一登臺發表犀利的演講。他們指出，在有利的體制和政策之外，日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和差距業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壁壘。要實現不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區域、城鄉經濟的平衡發展，就需要更多地均衡社會結構公平、資源配置公平、制度政策均等，才能實現協調式的全面發展。
房地產一枝獨秀帶來的產業空心化隱憂，從同一天的兩場會議初見端倪。
房地產“原罪”論
“房地產害死了我們！”汪力成語出驚人。
汪力成指出，由于高額回報的誘惑，不少浙商放棄主業轉投房地產業。
“全國房價北京、上海和海南最高，浙江第四。”本報獨家獲得的浙江省社科院《2011年浙江經濟發展報告》披露，2010年浙江省城鎮房價每平方米超萬元，前5個月消費貸款(以房貸為主)就高達1137.14億，房貸與商品房銷售額比值達78.38%。
去年，浙江省房地產開發完成總投資達3030億元，同比增長34.4%，房地產投資對全省投資增長的貢獻率超過45.5%。五年間，房地產銷售稅收入1568億元，占全省地稅收入比重達21.5%。
在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強民營企業排行榜中，除娃哈哈、華立、吉利等近30家沒有涉足房地產開發外，其余70余家企業均染指房地產開發。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王永太說，在物價上漲幅度較大情況下，近十年來房價只漲不跌，有點小錢的百姓熱衷買房，浙江大小老板更熱衷炒樓。
王永太分析，投資實業，要去建廠房，買機器，找工人，搞銷售，而且今年砸下幾千萬，明后年也不一定能收回本錢；相比之下，房地產業掙錢快，省力氣，今天投個上千萬買下樓盤，幾個月后重新轉手，白花花的銀子就能收進荷包。
快錢刺激下，工業投資被擠進“冷宮”。去年1-9月，浙江工業投資僅增長11.8%，分別比一季度、上半年回落3.2%和1.5%。
“一旦房地產業風吹草動，地方政府稅收減少，就可能新開稅種，民營企業更沒心思做了。”宗慶后就此表示，由于現有財稅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政府靠土地財政來開支，土地價格越賣越高，最終“綁架”區域經濟。
而部分開發商隨意漲價，“害苦了老百姓”。
“你怎么能怪開發商呢？我們都是按市場經濟規律操作的。”浙江某地產商大聲反駁道，房地產業是在政府部門的嚴格監控下，按照市場導向運營的，即使存在隨行就市的價格調整，也都是合法合理的。“保姆工資要5000，奶媽工資都要10000了，房價低得下來嗎？”
“空心化”危機
“標兵漸遠，追兵漸至”。
河海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奇洪向本報指出，由于過度熱衷房地產、投資環境欠佳、產業升級緩慢等問題，浙江經濟出現了過早衰退。
2010年地方GDP總量第一方陣，廣東以45473億穩居榜首，江蘇和山東分別為40903.3億和39416.2億，浙江27100億的數字繼續拉大差距。而關鍵在于，浙江發展動力疲態盡顯。2009年江蘇、山東、廣東經濟增長分別為12.4%、11.9%、9.5%，浙江僅為8.9%；2010年江蘇、山東、廣東分別增長13.5%、12.5%和12.2%，而浙江11.8%繼續墊底。
人均GDP優勢上，浙江也在日漸衰退。本世紀初浙江曾遠遠領先江蘇，2009年江蘇人均GDP僅比浙江少15美元，2010年江蘇增長11.6%浙江增長8.5%，業已并肩齊驅。
國家發改委長三角區域規劃專家陳建軍指出，2001年至2008年，浙江經濟增速從全國第6跌至第22位，工業增速也持續下滑，占長三角經濟比重自2003年33.43%的峰值以來持續下降。
而在外貿進出口方面，浙江的形勢也不樂觀。
雖然2010年浙江省出口額達1805億美元，增長35.7%，約占全國比重的11.4%，已恢復到金融危機以來的最好水平。但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波通過對廣東、江蘇等沿海六省市的比較研究，認為浙江制造企業存在嚴重鎖定于低產業選擇、低附加值出口、低研發驅動的路徑依賴。
而在較低的投資增長中，制造業投資比重相對更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指出，浙江“十一五”規劃中，重大建設產業類項目只有13%，比江蘇、山東要低8到10個百分點。
浙江工商大學教授鄭勇軍分析，在中國加入WTO前后，國際消費市場的海量訂單，固化了浙江出口導向型的低端制造業路徑依賴，從而錯失升級轉型的良機。
“浙江民間資本投資仍顯不足，民企戶數、注冊資本金增加值及凈利潤等都落后于江蘇，發展后勁堪憂。”浙江省工商聯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向本報表示，浙江GDP增速連續10年下滑，區域經濟存在資本、產業空心化苗頭，已引起浙江省高層關注。
救市的邊界
浙江政府對工業經濟的調控，也未雨綢繆。浙江省“十二五”規劃再度明確，依托《浙江省產業集聚區發展總體規劃(2011-2020年)》設立14個產業集聚區，通過財政、土地、稅收等杠桿全力推進“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建設。
“民企強則浙江強，民企興則浙江興，民企難則浙江難”。浙江省政協部署“建設創新浙江，增強發展動力”調研，浙江省工商聯等部門啟動“長三角民營經濟發展狀況比較分析”課題，繼續多方探路。
早在2009年初，紹興多家規模企業受金融危機沖擊倒閉，對當地經濟、金融及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彼時，紹興市政府召集18個相關職能部門，醞釀逐步引入企業監管的有效辦法、將政府對企業的監管日常化、程序化。此后，1369家紹興規模企業被納入監控體系。
緊接著，臺州政府也啟動民企股份制再造計劃，由政府主導銷售額達到5-10億以上的100家民營企業改制——但與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徑相比，此類反向操作一度引起浙商群體的激烈反應。
201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扎實推進大平臺大產業大項目大企業建設”，謀劃和構筑一批產業集聚區，分別寫入2010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和指導原則。著力推動大企業戰略，積極發展臨港重工、新興產業等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促進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升級。
“如果我們不能順應趨勢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就會被時代拋棄和淘汰。”去年9月，浙江省政府專題會議通過了9大新興戰略性產業專項規劃，浙江省長呂祖善如此諄諄告誡。
同樣以國內紡織重鎮紹興縣為例，該縣出臺“印染產業集聚升級工程”，決定在5年內將現有197家印染企業淘汰一半，剩余80%產能遷至濱海工業區，劃撥財政專項資金，培育一批銷售收入超10億元的民企“大戶”。10月份，工信部也針對浙江產業集群現狀展開調研，涉及中小企業“十二五”發展規劃涉及的融資、減負等情況，認為浙江民企景氣指數回升，但低端制造業轉型升級壓力加大。
“但在經濟轉型中，政府最好是保持中性立場。”2月27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包容性發展與中國轉型升級研討會”上向本報記者表示，地方過于主導經濟發展，很容易使得政府與企業越扯越密、產生精英群體和有產者利益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