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美國次貸危機之所以爆發，標準普爾等三大評級公司難辭其咎。與此同時，今年7月，國內有關信用評級公司給出中國主權信用評級高出美國的結論，使得評級與意識形態問題被糾結在一起。評級業究竟該如何發展？是堅持客觀公正還是唯利是圖，是完全管制還是有效激勵，是放任自流還是適度鞭策，是追求真理還是泛政治化，對于這些問題，我們應有一個正確認識。

一、確保評級結果的公正性

評級結果的公正性首先來源于不同聲音之間的相互競爭。我國信用評級市場，目前企業數量還非常有限，只有中誠信、大公國際、聯合資信和上海新世紀[26.55 -1.88%]四家，不利于形成公正的評級結果。當前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是，由于證監會監管公司債[127.31 0.04%]券評級業務，發改委監管企業債券評級業務，人民銀行監管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金融債券和資產支持證券等銀行間債券市場評級業務，監管部門之間必須加強溝通協調，就關鍵性問題達成一致。在堅持“誰準入、誰監管”的前提條件下，一是要在推動現有評級企業資產和規模不斷拓展，評級質量不斷改善的同時，適當降低準入門檻，鼓勵新興競爭者入圍，讓壟斷者感到危機，淘汰不思進取的既得利益者，永葆評級行業的青春。二是要加快信用評級行業標準化建設，包括統一評級等級定義及表示符號等，便于政府部門、公眾和其他評級公司進行監督。

評級結果的公正性更在于徹底切斷發行者付費帶來的利益輸送。美國已經決定由證交會設立一個中介機構，負責為發行者指定評級公司。這樣一來，無論評級結果好壞，發行者都只能被動接受。同時，美國中介機構將研究以抽簽或輪轉等機制，向評級機構分派工作，并考慮過往表現良好的小型機構，避免因評級公司游說監管部門獲得業務而導致的監管腐敗。對于國內評級市場來說，至今買賣級別現象仍然十分普遍，美國新的評級監管機制非常值得我們借鑒。

二、創造有效的激勵機制

用好“美國機制”，還需同時處理好其他兩個問題。第一，定價問題。假如價格是由市場供求決定的，當發行者面對的評級公司只有一家而無可選擇的時候，為了爭取發行，評級公司提出再高的費用，發行者也只得“割肉”，這對后者并不公平。另一方面，假如價格是由監管者指定的，評級公司好的服務也不能換來好的回報，這對評級公司又是不公平的。第二，評級企業可能因此不再關注自身競爭力。由于得到評估任務的機會是“搖獎”實現的，評級公司就不再有動力通過技術升級和工具創新、通過完善公司治理和加強內控等手段，努力提高評級工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作為解決第一個問題的途徑，監管部門可以通過抽簽機制，為發行者框定2～3家評級公司作為候選人，分別報價以后供發行者選擇。一旦發行者自己選定一家評級機構以后，這家機構即變為唯一機構，不得更換，以防止出現新的利益輸送。作為解決第二個問題的途徑，監管部門有必要設計一種機制，既要使優質評級公司在抽簽時以更大機率獲得委派，又要使處于市場劣勢地位的評級機構能夠通過自身努力獲得業務。如，可將市場上所有評級公司分為優質、良好和普通三類(2：3：5)，一類企業進入3家備選名單的機會是50%，二類企業是30%，三類是20%。

三、建立可信的懲罰機制

當發行企業選擇唯一評級公司以后，仍然會出現兩個問題。第一，評估結果明顯劣于發行企業實際情況，造成融資成本顯著上升甚至無法融資。第二，評級公司不負責任，嚴重低估證券或企業風險，給投資者造成巨大損失，甚至造成系統性風險。第三，雙方簽訂服務收費合同以后，企業主動提出支付更多費用，或者評級公司要求收取更多費用，繼續暗箱操作。

對于第一種情況，證券發行者可以向監管部門提出申請，要求指派更優質或同屬最優資質等級的唯一評級公司給出最終評級，但評估費用加倍。如果結果出入很大，且證明前面給出評級結果的機構確有舞弊嫌疑，監管部門可以視情況給予罰款處理，降低評級公司資質等級或做出停業整頓等處罰。與此同時，第二種情況和第三種情況要遠比第一種情形更為可怕，因為受害方已擴大到廣大投資者甚至是整個社會，而且往往經歷很長一個時段才會暴露。對此，必須采取更為嚴厲的處罰手段，諸如實行市場退出、對直接責任人提起法律訴訟等等。

四、增強評級的獨立性和前瞻性

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主權評級機構不應以服務意識形態為目的。三大評級機構之所以遭到人們詬病，并不在于貶低鄰邦給他國帶來危機，而在于他們的經營模式出了問題，在于他們成為危機的推波助瀾者并害了自己的國家。作為一種合理的推論，建立自己的主權評級機構，并不是為了出于政治目的而擊倒三大評級機構，更不是充當“粉飾太平”的工具去“掩耳盜鈴”，主要是為了通過增強自己的發言權，追求評估的專業性、利益的獨立性和結果的公正性。

另一方面，應著重強化評級機構的早期診斷和預警功能。標普、穆迪和惠譽在美國次貸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中之所以不受歡迎，還因為他們無法及早幫助大家找到癥結所在，防微杜漸，而是在問題被普遍揭穿以后迅速調整評級，進一步加重人們的恐慌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