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先后來到了中國，[注冊汶萊公司]并與財政部簽訂了20年或25年的合作協議。如今，合作協議即將到期。

20年前，由于中國尚無有實力的事務所，“中外合作”取代了國際通行的成員所，使得“四大”在其后的經營中，享受了“超國民待遇”。現在，隨著合同到期后的轉制，這種待遇將逐步消失，“四大”將與國內會計師事務所進入同一平臺競爭。

8月1日，畢馬威華振率先結束20年“中外合作”合約，成為“四大”中首個以特殊普通合伙人運營的會計師事務所，拉開了“四大”的轉制長跑序幕。它們將在5年內，實現本土化轉制的全部目標。

“四大”拿走25%的蛋糕

經過20年的發展，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四大”，業務收入占中國會計行業總收入的約25%。

1992年，我國開始批準外國會計師事務所與中國會計師事務所根據《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設立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當時的國際“六大”(即安永、德勤、畢馬威、普華、永道和安達信)成為第一批準入者。

歷經20年發展，[注冊安圭拉公司]昔日的“六大”整合發展為現在的“四大”，分別為安永華明、畢馬威華振、德勤華永和普華永道中天。

目前“四大”已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開設了25家分所，其業務收入占中國會計行業總收入的約25%，其中高端的審計業務收入占到三分之一。

對于“四大”而言，進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國際慣例做法是發展成員所。但1992年獲準進入中國時，由于本土尚無有實力事務所，雙方采取了“中外合作”的合作方式，當時簽署的合作期限是20年，只有普華永道簽署了25年的合作協議。

按照國際慣例，會計師事務所須由注冊會計師共同設立，而不能由機構設立。但在“四大”當年采用的中外合作模式下，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由中外共同出資組建，采取的是有限責任公司制，而不是傳統的合伙人制。

目前在中國，除了“四大”，其他所有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均采取的是合伙人制。

“我認為，‘四大’合作所本土化轉制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是注會行業發展壯大的最優化選擇。一方面，‘四大’合作所合同到期了，不得不按照以前的約定實行轉制，另一方面，合作所的組織形式也不受目前我國相關法律的支持。”中瑞岳華高級合伙人張連起對記者表示。

與本土所的公平競爭

對于“四大”與本土所的組織形式不同，財政部明確提出“加快本土化進程，在我國法律框架和統一市場規則下公平競爭”。

“四大”合作所與本土所的組織形式不同，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其中，主要問題在于，“四大”合作所的一些合伙人，沒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不能在中國公司審計報告上簽字，因此出現了“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的情況。

2009年，財政部在相關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加快現有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進程，在我國法律框架和統一市場規則下公平競爭”。

今年5月10日，財政部公布《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指出，本土化轉制是指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根據合作設立時所作承諾實現本土化，并在合作到期日之后或自愿在合作到期日之前采用符合中國法律法規規定的組織形式。

像其他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一樣，“四大”1992年進入中國時，采取了中外合作有限公司的方式。為此，四大轉制之后將成為“特殊普通合伙”(在特定情況下，不由全體合伙人對合伙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合伙)。

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桓對記者表示，包括律所、會計師事務所這樣具有中介性質的服務行業，國際上的通用做法是采取無限責任的合伙制度。中國基于歷史原因采用了有限責任的公司制，產生了很多經營上的麻煩，比如合伙制度只用繳納個稅，而公司制則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

中國人將成合伙人主力軍[注冊加拿大公司]

按規定，轉制后5年過渡期結束，境外合伙人占比不得超過20%。這個規定給中國本土注冊會計師帶來了更多的機會。

如何將企業治理結構轉制之后，再進行人員的本土化，這是“四大”在轉制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截至目前在“四大”合作所內部，不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但具備其他國家或地區注冊會計師資格的境外合伙人，占合伙人總數的比例總體約為50%，其中絕大部分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

《轉制方案》規定，自財政部核發“四大”合作所新的特殊普通合伙事務所執業證書日起，境外合伙人占事務所合伙人總數的比例，以及其在合伙人管理委員會中的比例，不得超過40%；至5年過渡期結束，上述比例不得超過20%。

一位不愿具名的“四大”人士告訴記者，該方案至少造成了兩個影響：一是近5年內具有本土CPA(注冊會計師)資質的中國籍高級經理升合伙人機會大增；二是非本土CPA要積極尋找出路。

畢馬威中國區主席姚建華對記者表示，根據2011年底數據，畢馬威華振96%以上都是本土員工。但他同時也承認，由于歷史原因，本土合伙人人數相對較少。

《轉制方案》還規定，“四大”合作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其首席合伙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且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

目前，“四大”合作所的現任首席合伙人均不符上述要求。

作為過渡，“四大”合作所現任首席合伙人不符合規定條件的，可以在未來3年內繼續擔任首席合伙人。3年之后，其本人或繼任者必須滿足轉制方案規定的資格條件。

財政部表示，首席合伙人是“四大”內部履行最高管理決策職權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本土化是“四大”真正實現本土化的核心標志之一。

“超國民待遇”的普通化

轉制之后，“四大”在5年過渡期后與本土所一樣，既承擔有限責任又有無限責任。

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無論對中國本土會計師事務所，還是轉制為本土化的原“四大”，都各有機遇也各有挑戰。

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郭晉龍認為，“對中國本土事務所來講，其機遇是可以在統一法律框架、市場規則下，與四大公平競爭；其挑戰是自身的本土化優勢會逐步喪失。”

“對四大，其機遇是本土化過程中的管理機制重建與本土化管理人才的吸納，其挑戰是各種‘超國民待遇’政策失去之后的本土化規則適應與本土文化融合。”郭晉龍說。

對于“超國民待遇”，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院長吳溪教授表示，中外合作的形式，讓“四大”中那些境外合伙人既享受權益，又不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由于這些合伙人沒有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就不能在中國公司審計報告上簽字，所以不用承擔相應的責任和風險。

轉制后，“四大”在5年過渡期后與本土所一樣，既承擔有限責任又有無限責任。而無限責任對于合伙人的專業水準和誠信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也有海外媒體質疑認為，轉制后的“四大”很難保持審計獨立性。

例如《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新舉措會加大投資者對中國公司會計造假的猜忌。

同時，也有海外媒體持肯定態度。CNN報道說，這是中國審計行業重大變革的一部分，旨在實現外國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大陸業務的本地化。實際上為減少變革產生的爭議，此次規定也留出了較長的過渡期。

來自“四大”的觀點也認為，轉制方案的實質并不是對“四大”的約束，而是幫助“四大”進行緩沖。

畢馬威是“四大”中第一個合約到期的事務所。來自畢馬威的中國區主席姚建華表示，轉制方案的出臺澄清了傳聞，“四大”也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本土所”中的一員。

安永大中華區審計部首席運營官張耀表示，“我們與財政部從去年就開啟了溝通。這個方案是財政部與‘四大’一起經過多個月的溝通得出的結果，在商談過程中也曾提出過不同的方案，但結合‘四大’的現狀，我們認為這個方案最為合適。”